结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94页（3971字）

对日常认知过程中的人类学方法［“本土科学”］和对公共情境中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我称为“建构论”］，综合这两类研究的效果是想给出一种有效的证明，即在任何试图界定公众理解科学及其公共政策问题中，核心的内容就是把科学问题化。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公众或传媒并不存在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相反，问题很多。然而，PUS的主流定义仅仅使公众与传媒问题化，因此对吹嘘科学现有的制度化文化和边界是自然而然的、被给定的，是判断和“合理性”的普遍标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SSK对PUS赖以成立的主流问题提出了严厉挑战。在公众认知风险的相关领域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比如1992年伦敦皇家学会的风险报告中的“认知风险”部分。然而，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未注明出版日期］也反映出对建构论观念的抵制程度。它注意到，公众对科学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正如许多“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所看到的，由于大多数科学家不愿与公众交流，致使公众疏远了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间接地涉及了PUS研究，不过完全是一种误解，它认为公众之所以产生“误解”，原因在于科学家在普及上过于谨小慎微了。因此，它也从根本上误解了“公众”，认为他们仅仅对科学持有矛盾情绪，没能充分地听从科学家的教诲。于是便一笔抹杀了那些更具挑战性的社会学发现，即认为PUS问题同时与科学的主流模式的制度特征和知识特征有关。

PUS的研究已经找到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外行人在把自己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化，在与科学进行非正式的磋商过程中充满了反思性。它还发现，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科学家以一种非反思性的方式建构了公众，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疏离。科学机构所作的非反思性的反应似乎从深度上反映出一种制度性的不安，当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实际地面对外行人，并就知识的有效性与其进行磋商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风险领域中也有类似情形，与之正相合拍。在这个领域中，当公众对专家有关风险问题的框架性预设在合理性上产生矛盾情绪和抵制时，他们先是被简单地斥之为无知，然后是“误解”，接着解释道，这是对不可能实现的“零风险”环境抱有天真的期待。对公众的这种建构忽视了社会学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人们关于风险的存在或彻底消除风险的想法绝非是天真的。这同时也表明，科学家们一经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及其所包含的规定性承诺没有得到承认，就有一种不安感［欧文和温内，出版中；特纳和温内，1992］。

科学在反思性上的缺失就表现在，它拒绝开启“已经关闭”的知识，拒绝重新就标准化、决议、确定性、推论规则或其他承诺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展开磋商。丰托维茨和拉韦茨［1990］把重新磋商恰当地称之为是扩展了的同行评议。它暗示要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因为它们被封闭在科学内部关于有效性的优先情境中了。在这里，上述问题与技术社会学［劳，1991c］和风险社会学(温内，1992e)在设计及其风险－分析的知识中所包含的使用者或其他下游行动者的概念中所发现的问题之间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SSK的最主要的总体性贡献就在于揭示，这种表面上是被决定性地封闭了的承诺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封闭，并试图重组社会世界，从而使“技术性”封闭的形式变得有效。正是在这里，PUS领域、参与性研究和SSK在未来将产生最富有成效的融合。

几年来，有关参与科学技术的一些大部头着作很少论及这些维度，除了有意识的政治操纵的概念外，它们依然停留在粗糙的竞争性利益和权利概念的水平上，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依然没有被问题化［施瓦茨和汤普森，1990］。克日姆斯基［1984］是一个例外。其他相关的研究来自埃尔曼［1986］，弗罗伊登伯格［1992］，F．弗歇尔［1990］，梅里菲尔德［1989］，和罗斯［1991］。与此类似的更具体的探索来自于对第三世界的“农民”遭遇西方科学文化的考察［阿尔塞和朗，1987；拜莱，1968；吉尔兹，1993；马姆丹尼，1972］。

相比之下，一直以来，科学史为SSK的总体取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洞察力和历史文献。希尔加特纳［1990］对美国战后科普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精英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判断的一种潜在的焦虑。在80年代，公众理解科学之所以重新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原因也不外乎这一点［温内，1992e］。在19世纪的“人民科学”(science forthepeople)运动中和18世纪英国的技工学院中，莱顿［1973］以及巴恩斯和夏平［1979］分别发现了类似的不太明确的议事日程。

哈拉维［1989，1992］对灵长类动物的历史考察和其他“外部主义”的科学史［比如巴恩斯和夏平，1979；伯曼，1974；夏平和沙弗尔，1985；R．杨，1986］揭示了人们的经常性关切，即让公众更恰当地理解科学是建立自然［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研究因其自身的缺陷而产生了这样的暗示，仿佛精英的话语具有自主的有效性。德斯蒙德［1987］考察了工人阶级对“自然知识”这种主流话语的抵制形式，大大地深化了这个视角，他强调，公众对科学的接受不仅仅是受主流话语的欺骗。德斯蒙德［1987］认为：

定位在工人阶级市场中所进行的科学贸易与揭示工匠本人打算购买或者制造的智力商品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工匠一手艺人不是资产阶级智慧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他们自身的智力世界和真正有用的知识的积极制造者。

正如德斯蒙德所认识到的那样，公众捍卫意义磋商的自主性领域免遭科学的霸占，这种活动既可能暴露出来，也可能是隐匿着的。它可能会导致冷漠或矛盾情绪——因此而拒斥主流的知识形式——而没有付诸公开的行为。

这种观点的核心之处在于强调，承认在“公众理解科学”上具有多重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假定［比如，吉登斯，1990］，科学制度在自我反思性上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反思性能使科学制度意识到自己在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危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贝克［1986，1992］称这种角色为科学现代性的“自我驳斥”(selfrefutation)，温内［1987］则称之为理性主义的“自我的去合法化”(self-delegitimation)。在定义公众的风险认知和公众理解科学的议题上，理所当然的问题框架无意间贬低了外行公众，并掩盖了人们对科学的制度形式和科学文化的关怀，以及把公众建构为人的过程。因此，自我驳斥的动力被融入到研究和实践中，但是这些研究和实践既不承认也不涉及科学本身的问题化。自我反思性的缺失所带来的意蕴值得探讨。

贝克［1986，1992］认为，科学技术必定带来风险，这种普遍而又无法逃避的本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有些人［比如利奥塔，1984］则认为，现代性由于自身的科学主义的傲慢而破碎了，它已不再享有文化上的价值与合法性了。有的人为激进的后现代转向，为从科学主义的普遍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而贝克则找到了一条更复杂的反思性现代性的道路。他这里的意思是说，通过磋商的方式，支配着现代性的明确而宏大的合理性原则被多样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它反思性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条件与内在的局限。

在日渐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情境中，关于科学合法性地位的常规的辩护形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这种辩护本质上是自我驳斥的。那种支配着公众关于究竟何为科学的定义仍然在疑虑中延续了下来［这在PUS问题上占主流的定义中得到了反映］，似乎只存在一种关于自然的版本；然而，科学家自身却就“好科学”的定义，包括公众消费的定义展开了例行的磋商［贾撒诺夫，1990］。普通大众在实践中无数次地就什么是合法的公众知识进行磋商，却经常被那些疑虑重重的精英们斥之为是“反科学”的。霍尔顿［1992］的历史评论就是一个例证，他认为，对现代主义规划［及其工具主义控制的知识论原则］的任何质疑都将对秩序和理性本身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正如科岑斯［1992］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所谓的反科学群体都是崇尚知识的——而且，她或许已经注意到了，那种以狭隘的方式“崇尚科学”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反知识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为什么对PUS的关注会导致另一倾向一时的繁荣呢?我的意见是，它反映了如下情形，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中，商业化浪潮把关注点放在公众的轻信和合法化上了。这样一来，科学就长期以来为什么会与公众发生矛盾，并形成早期的疏离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试图用诸如此类的基础性话语来堵住这个缺口，这只会强化社会风险的意义，并进一步加重冷漠和不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风险社会”的概念模型比贝克的模型更具社会一文化的性质。我的观点表明，存在着一种能使科学及其相关制度合法化的隐含的文化政治学，它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语言中得以实施。在对占支配地位的科学制度形式，对工具性控制的单一知识论提出更明确的质疑并展开磋商的过程中，在富有成效的参与中，这种文化政治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