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思考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48页（1943字）

当道德论证伴随着技术专业知识的广泛应用时，技术争论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策略的复杂性之间常常产生摩擦。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通过提出某些领域中存在的潜在的风险问题［这些风险隐藏在公众认识之外］来发起争论。科学家率先警告公众，DNA重组研究中可能存在风险。他们率先提醒公众注意臭氧层的破坏问题，积极参与到各方关于食物致癌的争论中。但是，在所有的政策冲突中，技术专业知识都是一种关键性的政治资源；因为能获取知识并对数据［用来使决策合法化］提出质疑是权力及其影响力的必要基础［邦弗尼斯特，1972］。

科学专业知识的权威依赖于科学中立性的预设［普罗克特，1991］。科学家的解释和预测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受政治操纵的，因为所依赖的数据是通过客观程序收集起来的。因此，争论各方都把科学家召至麾下。工业支持者运用专业知识来支持他们的项目，同样，向他们提出挑战的反对组织也如法炮制。环保主义者雇佣了自己的专家来揭示潜在的风险，动物权利倡导者阵营中的科学家驳斥了人们在研究活动中使用动物的必要性，甚至神创论者也自命为科学家，并声称神创论是一种有效的科学理论，所以应该在学校讲授。

虽然政治价值和道德问题会引起争论，但实际的争论常常集中在技术问题上。有关生活质量问题的讨论是依据物理需要［有争论的设备或者风险计算的精确性］进行的，而不是共同体的需求和关怀。对胚胎研究的道德关注被还原到有关生命的精确起点的争论。这种问题的置换从策略上说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在所有的争论中，不确定的宽泛领域都向竞争性的科学解释开放。如果决策只能在有限的知识背景下制定，如果解决方案缺乏确切的证据来控制，那么权力便取决于操纵知识以及质疑证据［被用来支持特定政策的证据］的能力。然而，如果技术专业知识变成了一种资源，所有的集团都可以用它来为竞争性的道德主张和政治主张辩护，那么区分科学事实和政治价值就会变得很困难。科学家之间的争论揭示了价值前提，这些前提规定了被认为是重要的数据、重要的替代性选择以及被认为是恰当的问题［希尔加特纳，199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科学家希望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参与公共争论的各党派的做法，削弱了科学客观性的预设——正是这些预设赋予了作为中立的真理仲裁者的科学家以力量。因此，专家之间的争论导致了人们不断地对科学家的政策角色产生怀疑，也使人们意识到了政策［通常被定义成技术性的］的政治维度。恰恰是专家有争论这一事实——而不是他们争论的实质——把争论推向了公共舞台、点燃了抗议之火，并激发了人们要求在技术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需求。

除了寻找技术资源外，那些参与科学技术争论的人还必须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组织，以拓宽其政治基础。许多反对组织——比如保护动物权利和生态群体——依赖于选民邮件的直接支持，他们为这些组织提供了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们必须展示戏剧性的、高度公开化的举动。除了惯常的政治活动之外，比如院外游说或介入公共听证，他们还参与诉讼、强行进入实验室、举行街头游行以及从事其他公民抗议活动。

诉讼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它不仅能阻止技术，也能动员当事人。70年代，法庭在环境决策中的地位由于法律、法规的强化而有所提升——那些没有个人动机或经济诉求的个体，提出了代表公众利益的要求。⁽²⁾此后，公民不仅在环境案例中诉诸于法庭，而且在挑战科学研究时也诉诸于法庭——比如关于胚胎研究和动物权利的诉讼案。这些案例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因此把大众的目光引到了这些问题上，从而放大了这些争论。

要获得公众的注意和政治利益就需要吸引媒体的注意［马祖，1981；奈尔金，1994］。因此，科学抗议运动雇佣了一批风格各异、非常显眼的作家和活动分子，比如杰里米·里夫金、彼得·辛格、拉洛·纳德以及保罗·布拉德，并获得了影视名人和政治家的支持。视觉图像也能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自己的事业。动物权利倡导者制作的恐怖图片激发了公众的同情心。那些快要足月的胚胎照片［看起来很像婴儿］加深了公众对胚胎研究和组织移植的焦虑。沾满石油的鸟儿的电视图像让公众对超级油轮的石油泄漏义愤填膺。从策略上说，修辞意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从事胚胎研究的科学家来说，胎儿只是一个“组织”；而对于反对者来说，胎儿就是“婴儿”。这类语言形象和视觉形象有助于把对科学技术的抽象关怀转变成道德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