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绿色范式：生态学及其光顾者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62页（3147字）

如果科学共同体在最个人主义的层面上没有拥护绿色运动，那么科学的认知发展在更深的层面上依然有可能与环保主义的进步取得联系。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家在平衡两种竞争性的科学修辞方面小心翼翼［参见宾伯和古斯顿，本书］。一方面，他们强调了科学的有用性，但又不希望被看做是一门非常实际的技艺，以至于落入出纳员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科学家渴望独立，但又不希望人们把自己仅仅看做是一种学院派的活动。生态科学以特别尖锐的形式面临着这一困境。在20世纪初生态学制度化之后，对它的支持常常与实际的管理问题联系起来［麦金托什，1976；E．沃辛顿，1983］。然而，为生态学思想家们所特有的是一种能激励自己工作的复杂的政治承诺和哲学承诺［布朗维尔，1989，第64～91页］。麦金托什［1985］写道：“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形象与本质上负载价值并为人类、动物甚至是树木提供伦理学指导的生态学形象之间的冲突是很难调和的。”［第308页］

到60年代末，分别建立于1913年和1915年的英国和美国的生态学协会各自［沃斯特，1985，第205～206页］都面临这一困境。公众对环境恶化的关注为生态学家提供了引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诱人背景。生态学可以作为惟一的生态科学被提出来。麦金托什揭示了资深的生态学家是如何控制自己不介入公共政策的。然而，克拉梅尔、艾尔曼和贾米森［1987］却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北欧大陆的科学家。他们发现，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力图在他们的研究与公众关怀之间建起一道职业化的藩篱：

环境研究人员［是］这样一群科学家，他们——至少乍看起来——似乎赞成在科学与解决社会问题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们与环境活动分子一道呼吁发展一种能够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新型科学。［第89～90页］

对于克拉梅尔以及她的同事来说，生态科学所记录和坚持的物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为环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而且，这种关联是在科学家的明确默许中制定出来的。

对一门现代的、被制度性接受的基础自然科学来说，与意识形态的光顾者群体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是非同寻常的。当邦德斯［1987］指出，生态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在设计他们的研究工作时特别善于与外部人员合作时［为了资助而“以示亲善”，等等］，意识形态的光顾者身份是非同寻常的。然而，生态学的意识形态光顾者又是大量存在的。正如多布森所指出的那样［1990，第39页］：“关于绿色政治的任何一本书”都会谈及生态学。生态学通常被用来为反对等级制和离散状态提供“弹药”。这就暗示所有的物种都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的网络中的构成要素，因此它似乎同时赞成平等主义和整体论思维。多布森把生态学描述为“一种与绿色运动有着最紧密联系的科学”。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的”生态科学的倡导者有着自身的既得利益，他们希望自己对生态学的解释与善意的环境干预之间保持独一无二的联系［参见克拉梅尔和哈根戴克，1985，第492～493页］。以前的研究传统倾向于关注描述性工作和分类学工作，而“新的”生态学就其模型来说是数学的、经济主义的［参见沃斯特，1985，第294～315页］，并它声称自己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假定自己拥有从整体上检验环境问题的独一无二的能力。这种发展的动力学可以用拉图尔［1983］的建立联盟的隐喻来描述。新生态学的支持者很乐意宣扬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解决这类问题的独特秘方。

在科瓦［1989］看来，新生态学通过国际生物学项目(IBP)而得到了极大的推进。最初人们认为，这个项目是对生产力和人类福祉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它可能暗含了生物科学的许多成分，其中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以及人口研究。然而，当这个项目被确定下来并得到国会的资助时，却被缩小为一种生态学，尤其是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在科瓦看来，生态系统的生态学之所以获得了特殊的成功，是因为它把控制论类推法置于中心地位［科瓦，1989，第24页］。这样的图画——自然界是一架可理解和可管理的机器——在解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学之外划出了一个领域，并更能吸引美国的政治领导人。

数理生态学的支持者在调动资源方面的成功意味着，他们提升了政治家和公众对它的期望。然而，克拉梅尔等人［1987］指出，在欧洲，生态科学和环境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呈下滑趋势。这部分因为环境运动的活动分子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基本信息。他们的知识很丰富，在无须利用新的科学信息的情况下就能令政府追逐他们所规定的减少污染的目标。

在70年代晚期以及接下来的10年里，政府对生态学研究的支持缩减了，此时的研究开始更多地集中在可能带来商业回报的项目上。由于经济萧条，研究预算被用于鼓励开发少量的技术［在生物学领域里是生物技术］。在荷兰，接受新生态学训练的科学家在臃肿的国立研究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中谋职。这样，他们就进入到了一种很少能够自由地参与运动的氛围之中。这种学科的职业化还使自己远离了活动分子的直接关注点。在瑞典，瑟德奎斯特［1986］指出：“在确定环境问题的时候，那些依赖于实验研究的生态学家并没有站在第一线。”［第272页］最后，克拉梅尔等人［1987］察觉到“控制论生态系统生态学本身”的失败及其重要意义［第105页］。欧洲的这一经历与美国大体一致。在70年代早期的美国，“在公众积极性的短暂爆发之后，许多［生态］科学家又回到了实验室，‘纯粹科学家’再次得到强化，他们对政治的传统态度是，‘政治是一种陌生的要素，它本质上对科学活动起破坏作用’”［奈尔金，1977c，第81页］。在环保署成立之后，他们的“理想主义被实践问题所压倒”［1977c，第81页］；回到实验室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实践性的生态学从他们的基础研究中很少能得到帮助”［1977c，第84页］。

哈斯(Haas)［1989］在对地中海行动计划——一个通过分析、管制从而减少地中海污染的国际性活动——的分析中记载了一个不同于上述紧密性衰减模式的例子。哈斯的分析表明，由生态学家以及受过生态学训练的公共组织官员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劝说该区域的各界政府对污水处理以及河流污染等等采取措施。在他看来，专家日益增长的共识是决定性的：“共识性知识被证明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来说有促进作用。”［哈斯，1989，第397页］政府越来越赞成这条路线，并把自己对政策的控制权移交给环保部长，而这些部长自己又受制于知识共同体的成员。在承认政府的行为受到国际压力和国内公共舆论的影响的同时，哈斯［1989］坚持认为专家的统一陈述是决定性的：“面对不确定性，一个得到公众认可并且具有未受质疑的权利——即具有理解该领域实质性问题的技术本质的权利——的群体，发现自己的解释总能胜出。［第401页，黑体为作者另加］。鉴于我们前文所描述的环保署的经历，这些生态学家的观点“未受质疑”这一点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哈斯的确意识到，各个国家坚决禁止一些有害物质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限制性措施，所以论证也许并不比前面引述的主张更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但是，哈斯的分析仍旧表明，生态学家在某些国际论坛上很有影响力，可能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谨慎获得的专家认同可以逃避解构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