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86页（2336字）

17世纪的科学一经在近代诞生，知识财产就被看做是一个构成性的要素［默顿，1933］。在20世纪晚期，以知识财产体系为中介的科学与经济的合流，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曼斯菲尔德，1992］。事实上，正如本章所表明的那样，科学的商业化意味着对待知识财产态度的规范发生了变化，科学的伦理假定本身也被相关的社会行动者所重新界定，甚至固执的科学家也被卷入这样的潮流当中——他们曾经认为直接参与商业化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研究的开放性。克日姆斯基注意到，在他的调查中，虽然有一半的美国科学家与生物技术企业关系密切，但他们也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医学同行评议组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人没有一点剽窃的念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是同行评议组成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会促使一些科学家为他们的思想寻找商业上的资助，而不去冒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被剽窃的风险”［克日姆斯基等人，1991，第285页］。当知识财产合法化的拥护者、中立者和反对者都通过各种可资利用的方式［从填写知识产权公开表到组建企业］履行资本化的规范性要求时，“资本化”规范就取代了“无私利性”。

很明显，商业行为可以按照利益竞争原则来加以规范，但是大学本身一经成了企业，这些规则的实施［把学术行为与商业行为区分开来］就变得很成问题了。大学的任务一经拓展从而包含在经济发展中，以前所说的“外部”活动［比如教授的咨询活动，这是教学和研究这种直接的学术功能的附属品］本身就成了一项学术任务。知识产权的出现正在使大学变成一个更具中心地位的社会制度——从“米尔斯的”意义上说［米尔斯，1957］，它在下个世纪可能会取代军事，成为学院－产业－政府这个修正了的三角结构的“核心”部门。而且，随着直接或间接参与科学信息的生产以及参与研究过程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出现持续增长，恰当的、合法的所有权变得空前的不确定了［朱克曼，1988a］。当知识产权被认为越来越有价值的同时，把［知识］所有权从联邦政府转入到美国的大学，最近已成了各项提案的主题——通过返还一些收益来资助整个研究事业［“斯坦福产权转让”，1993］。

就学院－产业的关系而言，一个更广泛的背景正在凸现。我们正目睹着某种微妙的变迁，大学和产业之间的两极互动正在走向多极的互动。在多极的互动格局中，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层次［国际的、国家的、区域的］的政府权威都成了重要的行动者。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变迁正在改变着来自不同部门［学院、产业和政府］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些部门之间的互动变成了一种切实的［而不是形式的］需要。实际上，在所有这些社会中，这些部门不再被看做是各个孤立的领域，因为合法的部门或政治领域现在正致力于推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甚至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大学正通过产权转让来创立自己的产业部门，公司则正在生产知识并参与培训，而这种培训越来越具有大学的形式。

跨越国界的经济增长方向，意味着产业活动在经济发展的所有层面上都日益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这与其他因素一道要求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以便于他们有资格参与经济活动。在所有社会，不同群体在知识上的不平等都已成为阶级差别的指示器和经济收入水平的预测器［赖克，1991］。美国和英国都呈现出类似的内在趋势：关于过度工业化的老城市［如底特律和利物浦］以及新兴的以大学为基础的高技术城市［如玻尔得、科罗拉多、安阿伯、密歇根州以及剑桥和英格兰］，它们都有类似的记录。在双重轨迹的早期和后期阶段，牛津、英格兰、剑桥、麻省都分别抛弃了传统的产业公司，组建出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并伴随着建筑物的再利用和工人的再就业。

除了这些特定的趋势之外，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取代了以产业劳动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形式。实际上，作为工业发展基础的知识也取代了传统的资本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以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本和劳动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的支持。知识在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使得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劳动在相对重要性问题上的争论变得无关紧要了。结果，下述政策问题在所有社会都将日渐浮出台面：

●知识生产应该基于何种理由来获得公共资助：文化的、经济的、军事的、健康的还是环境的?

●如果基于经济上的理由，那么政府在选择相关于经济的知识领域——这是未来潜在的产业领域——加以资助的过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获得公共资助的知识应该被私人化或公共化?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管其工业化水平和研究能力是高还是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传播的问题都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多尔蒂和埃茨科维茨，出版中；埃茨科维茨、巴拉兹、希利、斯坦凯维奇和韦伯斯特，1992］。虽然生物技术、计算机和材料科学领域最近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但它们也许仅仅预示了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未来形式——比如在纳米技术、超导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通过科学的普及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形式，这跨越了传统的南／北和东／西的地理划分，并在这些目前还在政治哲学上陷入分歧的区域中确立起一种新的、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