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趋势和反应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53页（3277字）

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OECD成员国的政府越来越多地试图协调彼此的活动和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冲突的潜在根源［比如补助、标准和专利系统］；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OECD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们，科技政策“必须与国家背景和全球变迁相联系。政府必须在自己国家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下更加谨慎地规划自己的行动，同时必须更好地利用科技政策去解决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问题”［奥贝特，1992，第4页；参见OECD，1992］。全球化和本土化已经成为现阶段新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阶段，“思考立足于全球，行动立足于本土”在非政府组织中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克拉克，1991］。新技术和基础目标研究的出现要求政策分析对科学的认知动力和文化动力更加敏感。关于科学在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那些从事新科学社会学研究的STS学者更有能力为研发项目的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提供重要的洞察力。

在科学－社会关系的新社会契约的背后，主要推动力来自全球经济竞争变动不居的本性。日本带来的严峻威胁促使许多国家努力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而美国和欧洲之间也已出现竞争。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或战略防御计划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埃尔津加，1990］，而欧洲的反应则是建立尤里卡(EUREKA)计划，它可以协调整个大陆的研究活动。尤里卡计划现在成了更加普遍的、跨国的科技政策框架中的一部分，该框架在4个不同的行动水平上发挥作用：基础研究、高等教育、技术开发以及管制和评估技术影响［尤其是环保问题］的标准化。谈论欧洲的科技政策以及STS分析家确定欧洲今后几年的特定任务，这样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的沙普和沃克说道：“我们相信，目前的种种事件为欧洲提供了在三个重要的政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机会——在使技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为东欧建立‘马歇尔计划’的领域；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竞争权威的领域。”［弗里曼，沙普和沃克，1991，第396页］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战略项目和战略研究的增长，并要求成员国做出更多的财政承诺，于是也提高了有关科技政策引发政治紧张的风险［《新科学家》，1992年3月14日］。同时，综合新的制度改革过程的活动往往会导致学术政策文化与经济政策文化之间产生更紧密的整合，而公民文化则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欧洲层面上——对科技政策的部门化提出了批评，这使得个别国家陷入受制于新官僚的技术统治论的发展模式，这在布鲁塞尔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人们预期，高技术带来的强烈的经济竞争会在西方国家引发更多的冲突，尤其是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者之间引发冲突。先前那种超级强权对峙的时代正被三极的或甚至多极的世界取代，在这个世界中，区域传统以及伦理和宗教特性开始在科技政策议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全球性也介入了科技政策的“区域化”。一是生物技术的中心地位，即生物学取代物理学成为技术科学的核心学科。第二，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正在强烈地影响着科研议程。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欧的改革，老的东－西冲突已经成为历史，而“北方”工业化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这在科技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让我们回到4种政策文化上来总结这篇文章，并表明它们各自对上述趋势所作的回应。

在学术文化中，商业化的加重和商业价值的扩散已经引发了相关问题的争论，其中有学术欺诈和腐败、科学质量和诚实，以及更普遍的科研伦理。对项目选择的内部评价标准［由SDI所提示］的关注已经在相关部门的内部扩展为对科学成果之有效性问题的争论。在国防部门中，由此而派生的观点被贴上了新的标签：“双重价值”，而军工向民用的转化依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意识到官僚主义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对于规划和设计今后的制度和政策项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分析家将不得不对文化价值系统和制度安排之间的差异更加敏感。

很明显，军事对研发的投入不再能够通过武器系统或贸易的方式为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提供保证［布鲁克斯和布兰斯科姆，1989］。正如近期《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

把有利可图的产品带到市场，这需要一系列不同的动机、组织和文化，这不同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一些公司所参与的社团和中心，在基础科学和提出新技术发展的基础问题上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据说它们在创新过程中不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公司对参与产业联合项目或社团越来越没兴趣。［埃布尔森，1991b，第9页］

在生物技术中，或许发展最快而且最有争议的新企业家风气已经与学术文化的许多传统价值产生冲突［肯尼，1986］。生物技术也使集中在知识产权、商业化和遗传多样化上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尖锐化，并且促成了生物伦理学这一新领域的出现。在80年代后半叶，与人类基因制图［最大的研发之一］相关的政策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生物技术的商业化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组织化，已经赋予大科学和小科学这种传统的差异以新的含义，并表明了如下事实：生物学正日益取代物理学，成为权力通道中最具优先权的科学领域，并在科技政策和制度的更广泛的公共讨论中成为思想的主要来源。

当公民文化开始定义政策的参考术语时，它已经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然而，在80年代的后半叶，随着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种新的、更加专业的环保主义在一个国家中，尤其在国际论坛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考德威尔，1990；J．麦考密克，1989］。诸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等环境利益组织所施加的压力产生了许多积极性效果。新的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热带雨林的破坏、生物变异等等——促成了政府之间的协商，这宣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臭氧外交”时代的到来［一位参与者这样说过］［本尼迪克，1991］。目前，我们似乎可以公平地说，商业重心已经多少外移了，因为新的环境和分配问题都试图把自己置于政策议程的核心位置上。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对新联盟的反应，这种新联盟是在批判性的学术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中间形成的，是一种更加专业化的“运动”组织。在东欧也是一样，对污染和公共卫生的关心成了反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驱力之一，而1986年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核泄露事件敲响了苏联官僚制度的丧钟。

发展中国家中后殖民主义的声音和运动的出现，也有望能对工业化世界中科学政策的重新政治化努力产生重大影响。在80年代期间，批判运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尤其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声音。STS的一位研究员，已经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环保主义者之一的万达纳·希瓦(1988年)说道：

妇女的生产与生存向我们表明，自然正是经济生活的基础和基质……。她们正挑战现代西方国家所定义的浪费、垃圾和分配等概念……。她们拥有知识和经验，能把我们从西方的男性思维诱使我们进入的生态学死胡同里解放出来。［第224页］

在这一点上，人们显然可以期待议程重订过程能够带来新的制度性优先权，关于科学和社会的新信条和概念，以及科学家之间的新型关系。比如，使文化传统和技术发展重新达成一致的难题，可以为人类带来新的角色；而在竞争日渐激烈的世界中，调动知识资源的任务也能催生出新的教育、哲学和理论的综合体。随着世界的变化，科技政策研究的领域也将随之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