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和谐的政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51页（2705字）

在新的背景下，OECD［1981］提供了一份新文件：《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政策》。该文件是为了指导成员国制定自己的政策，从而对来自日本的日渐严峻的挑战做出回应。OECD3的实质是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刺激新技术的发展，并鼓励大学与产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在80年代，科学政策的商业取向以及它对产业创新和技术预测的强调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尽管它们采用的机制千差万别。

日本在众多产业部门［尤其是重要的电子工业］取得的成功，促使人们关注日本在制定独特的研发政策上的方法，它对技术预测或预计的系统利用，以及它强烈的经济或工业取向［弗里曼，1987］。在日本和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实体中，科学政策被纳入产业政策中，而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政府对出口型公司更积极地予以支持。由于受日本奇迹的刺激，大部分西方国家开始尝试研究预测［欧文和马丁，1984；后来对8个国家发展的综合性回顾，参见马丁和欧文，1989］。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了所谓国家项目的设立，这些项目支持着先进的、普遍的基础性技术，比如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工业材料技术，同时它们还鼓励在大学和产业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埃茨科维茨和韦伯斯特，本书］。这样，经济文化的价值观开始占主导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效仿，比如中国。在中国，科技政策改革与起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巴克，1991；西蒙和戈尔德曼，1989］。

预测成为新的、具有核心地位的政策方法之一。在大多数国家建立的新的先进技术委员会和项目中，国家机关试图采用日本的决策共识模式［马丁和欧文，1989］。这种思想要求把各种行动者集中起来［对行动者的选择基于它们的专业化知识］从而设想可能的前景，并选择特定的技术作为政策输入。因此，预测中包含了很强的社会建构的成分，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机构试图借助于这种成分在学术的、经济的和官僚的政策文化的代表之间达成共识。产业部门在“问题管理”的名目下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80年代初，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引入了这种预测方法。这表明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开始出现，这个过程与公民文化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80年代上半期，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运动在经历了融合和排斥之后力量有所减弱，更加温和的要求得到认可并被制度化，而激进的要求则通过某种方式被逐出政治议程［参见维格和克拉夫特，1984］。许多国家或者决定削减核能，或者决定发展其他能源；同时，产业部门也开发出一系列解决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曾经是公共争论的核心］的技术“方案”。

形成于70年代的项目资助系统曾赋予程序管理人员以很大的影响力，并促成了官僚政策文化与经济政策文化之间的联合。学术界出现了对法律和管理程序的批评以及减少官僚管理的呼吁。美国科学政策专家唐·普赖斯［1979］建议政府在指导大学科研时不要那么直接，但是要更有雄心：

为政府支持科学和大学制定长远的整体政策，最有效的［虽然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也许是在国会中建立一种更有纪律的责任体制，并培养一群能力更强的通才型管理人员［决不排斥科学家］，这些人可以赋予政府的计划体制以更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第91页］

这本质上要求一种新的综合性的政策，它在80年代开始出现。这成了所谓科学的新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它取代了过去的“相对自主”信条，这种信条在万尼瓦尔·布什的报告中得到充分阐释，并在战后时期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新契约的特征是学院科学与私人部门和国家之间有更强的互动关系，同时它也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克夫莱斯，1990］。正如万尼瓦尔·布什的报告引入了一组概念一样［这些概念成了更具技术倾向的科学政策研究的基础假设］，“新契约”也引入了一组在STS学者那里被批判性或非批判地运用的新概念［宾伯和古斯顿，本书］。

随着外部框架的变化，科学政策研究对内部的、认知性的科学技术动力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以前被看成是“外在于”研究过程本身的要素，显然已经为科学研究确立了新方向，与此相对应，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概念试图理解此种现象。德国的斯塔恩伯格(Starnberg)小组［现在已经解散了］早在70年代就在这个方向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提出了“定格化理论”(finalization theory)。根据该理论，研究过程在某个时间对于外部导向比较封闭，而在其他时间则比较开放，这是因为科学的内部认知动态过程处于不同阶段。它假设在强大理论的发展期，学科将对外部控制相对具有免疫力，而在前范式或后范式期则是相对开放的；在前范式或后范式时期，据认为只有有问题的学科才算得上是成熟的，但是这个假设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舍费尔，1983］。

也有人说明了社会差异和认知差异是如何演变成学科共同体和多种研究共同体的，后者在自觉而清晰的社会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并且展示出不同于传统职业模式和职业标准［可以在学院学科中发现］的声望系统和评估研究成果的标准。这种区分对于分析学科科学与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之间的差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考虑也与科学政策有关。在这里，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政策研究的认知转向［里普，1981］，这条进路在近期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埃尔津加，1985；雷明顿，1988］。

认知转向中重要的是两个深层次的概念：“集体化”和“战略研究”。前者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大科学不仅驱使研究人员参与团队工作，而且参与科学与整个社会的政策制定或政策生产之间的功能性边界的整合过程［齐曼，1987］。后一个概念被马丁和欧文定义为“对基础研究的期望，希望它能制造出更坚固的知识基础，从而为解决当前所认识到的、未来的实践问题提供背景”［欧文和马丁，1984，第4页］。

科学与社会之间在契约上的变化促成了多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它们回顾了科学制度史以及早期的大学－产业关系史［撒克雷、斯图尔基奥、巴德和卡罗尔，1985］。人们不仅对种种所谓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受到政策的推动］重新产生了兴趣［纳尔逊，1984］，而且对产业研究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丹尼斯，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