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干预和调控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87页（8484字）

欠发达国家本地的公司在与跨国公司的交往中处于劣势，这个事实不需要作任何理论论证。国家行为［包括工业、贸易和研发政策］构成了干预这些关系的第三方力量，而且它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70年代，这些政策的重心是本土科学技术的制度化。在整个80年代，“自力更生”的政策尽管没有被完全抛弃，但却得到了重新思考和限定。那些建议国家应该采取公开行动封闭经济的主张如今变得更加温和了，不再完全拒斥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马乔蒂，1978］。

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组织与欠发达国家的其他机构是相互竞争的，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它们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无法单方面实施改革［米格达尔，1988］。由于拥有充分的资金，国家可以建立国立研究机构，从而直接促进技术进步。独裁政权可能会积极地压制研究——这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普里尔，1982］。很多文献考察了国家干预的间接机制，比如改变外国供应者与当地业务之间的合作模式［完全改变合同关系］，改变转让费用［贸易支付差额，对当地的公司做出限制］以及“打包技术”的内容［信息、服务、权利和限制；孔特拉克特，1983］。一项大型技术研究项目的早期成果表明，在欠发达国家，研究和生产之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关系［萨加斯蒂，1978］。这项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在决定技术变迁的方向时，关于国外投资、信用、利率、专利和贸易管制、进出口、项目分析标准、市场保护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政策，要比研发政策本身更具影响力。⁽¹⁾

虽然有人经常简单地认为，贸易开放是从普遍的非限制性贸易政策或标准的经济模型中必然地推论出来的［蒂斯，1981；王，1990］，但有些人却对欠发达国家进口政策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并且认为这些政策具有误导性［比如，孔特拉克特，1983］。在国家的目标相互冲突、群体相互竞争的背景下，政府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有效地调整技术输入的模式、成本和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政策规划已经成为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对政策变迁、组织安排的历史研究以及对特定地区的案例研究［贾米森和巴克，1991；塞奇，1989；西蒙，1986；维恩，1979；沃尔蒂，1982］。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之后的经历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但人们了解得不多［R．鲍姆，1982；沙伊，1981；G．迪安，1972；范毅(音译)，1987；门德尔松，1976］。一方面，政府管理机构制定了促进科技发展的一般政策［体现在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中］，它允许地区和地方部门自行决策和分配资金，从而分散了资助的决策权［布朗派德，1984］；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中，人际网［关系］对于获得资助和资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当卸任的项目主管凭借自己与中央部委的关系获取资源时，便导致了重新集权化并颠覆了地方控制权［W．弗歇尔，1984］。

印度的技术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相对的开放，到60年代中期以后就变得越来越具有限制性。关于印度的技术政策已经得到深入研究，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大的欠发达国家，信息容易获取，而且还因为印度有活跃的社会科学群体［艾哈迈德，1981］。⁽²⁾到了60年代中期，印度已经建立了众多由国家支持的机构，这些机构的活动与生产和工业系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后者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在甘地掌权期间，新的研究和行政机构被建立起来，机构之间的相对配置发生了变化，对国外投资与合作采取了限制性的、选择性的政策，并且人们通过科技规划试图把科学技术体系与其他经济生产部门联系起来［纳塔拉詹，1987］。尽管存在政治斗争和官僚冲突，印度的研究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发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一项对1947年至1963年间印度科学设备工业的考察发现，限制进口有助于国内工业的发展，但是国内生产取代进口需要10年时间［克拉克和帕塔萨拉蒂，1982］。阿拉姆(Alam)［1988］考察了1977年至1983年间获准的国际合作项目。对211家输入技术的公司和政府官员的调查显示，它们对技术有很大的需求，而限制性政策对本土发展的推动作用很有限。对42家英国出口公司的研究发现，由于技术提供者形形色色，所以印度的限制性进口政策对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贝尔和斯科特－克米斯，1988］。这些研究者认为，限制措施拉大了转让技术的潜在内容、预期内容和实际内容之间的差距。印度在80年代末推出了新政策——简化授予特许权的程序、提高竞争和加大技术输入，它的影响还有待评价［巴加冯，1988］。

关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制定科技政策的详细研究仍然很少。希尔［1986］注意到，人们为了进行规划普遍接受了科技指标，但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规划者与中央决策者缺乏联系，所以他们缺乏影响力。然而，许多案例研究探讨了政府的政策和表现［比如斯里兰卡］［拉马纳坦，198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探讨了巴西的微电子学［埃贝尔，1985；埃文斯，1986；霍布迪，1985；兰格，1989；韦斯特曼，1985］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化学［特纳，1977］。虽然这些政策研究没有全面考虑精英和支持者在制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有些人研究了这个问题［阿德勒，1988；R．S．安德森，1983；博特略，1990；莫尔豪斯，1976；拉尼斯，1990；夏尔马，1983］。

人们对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坚持”自力更生及其可能性做了诸多思考，［恩斯特，1981；福尔热，1986］。许多国家的成功例证驳斥了那些认为不发达是一种永恒状态的预言。对“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南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的研究发现，政府对科技政策的干预是非常明显的。产业发展先于技术发展的思想［源于日本］促使政府加大了对产业和工人教育的投入。从北美和欧洲进口技术并不被看做是一种威胁，而被看做是一种吸收、改进和逆转工程的机遇［张，1989；希希多，1983；关于“四小龙”的可读性很强的导论，参见沃格尔，1991］。

一些深入的研究以韩国为例说明了政府的选择性介入，尤其是对强加给外国技术提供者的条款展开磋商［埃诺斯和帕克，1984］。⁽³⁾阿诺德［1988］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比较说明了这种介入的双重动机，即提高工业能力、增强军事能力。而且，科学政策领域不同的集权化水平似乎影响也很大，⁽⁴⁾尽管确切的机制是什么还有争论［雅各布森，1985］。应该注意的是，在过去20年，正当韩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私人对研究的支出从12．6%上升到2／3以上，而对科研实验室的公共资助则从84%下降到1／4以下［李，李和裴(音译)，1986］。

鉴于这些“上游的”欠发达国家获得了相对的成功，詹姆斯［1988］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个结论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国家应该有选择地支持特定的研发领域，应该把资金投向应用型项目，并且应该避免建立那些虽然具有国际声望但对当地作用不大的项目。也就是说，限制性政策应该指向特殊的目标，而不应该被一种普遍性哲学牵着鼻子走。虽然出口导向的生产可能需要自由化，但是启动生产更需要干预。调控应该针对特定的技术，而不应该普遍化［马顿，1986］。

技术的生成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是研究兴趣的膨胀，它超越了技术选择这个新古典主义问题［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密集度］。科学技术论普遍承认，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地方性的生产条件以及许多知识的默会性。所以，人们一致认为，研究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必须采取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的方法。

采购、工厂的运作、现有技术的复制以及创新［德塞，1988］，所有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负阻抗变换器(NIC)的发展时，创新过程固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其他能力的话，那么新产品和新方法的创新对于工业化来说就不见得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帕克和韦斯特帕，1986］。正如福朗斯曼［1985／1986］充分论证的那样，寻求新产品的过程甚至也能够获得相关的能力。新方法以及深层次的技术知识并不一定更可取。

到70年代末，人们并不仅仅“接受”技术，而是使之“适应”当地的环境［泰特尔，1977］。人们认识到，重要的技术变迁过程正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某些工业部门中出现［卡茨，1987；拉尔，1987］。比如，吉尔万和玛塞勒［1990］对牙买加公司的研究表明，这个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积极地与原材料的供应者加强联系，并且积极地开展种植实验。托伊巴尔［1984］试图对公司的技术学习进行评估，对这些学习体现在出口商品中的程度进行评估。追求自给自足可能会导致生产力的低下；国外的技术要素和当地的技术要素必须结合起来。达尔曼、罗斯－拉森和韦斯特帕［1987］对上述观点给出了充分的表述。致力于当地的技术进步是一项关键性的举措［博翁德和米亚克，1988］。

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与进口技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研究表明，当地的研发不足以实现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标［阿加瓦尔，1985］。维翁切克［1983］对墨西哥的制药业作过考察，这项研究表明进口与国内落后的研发之间的关系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埃文斯［1979，第172～194页］对巴西的研发活动做过概括，其中包括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据——跨国公司的经理正是基于这些根据来为自己忽视当地的研发进行辩护的。

然而，大量的研究质疑了这种“要么／要么”的观点。费尔柴尔德和索辛［1986］指出，拉美的公司通过自己的研发活动成功地与跨国公司展开了竞争。布鲁门塔尔［1979］认为，技术进口较多的产业国家同样要在研发上花很多的钱。西德坦［1988］证实，对于印度的私人部门和“技术落后”的公司来说，进口技术和国内研发是互补的。卡特拉克［1989］对印度公司的研究表明，进口增加了公司从事研发的机会，那些在进口方面花费较多的公司在研发上的花费也不少。⁽⁵⁾一项相关的研究表明，那些通过特许权进口技术的公司往往会用自己的研发来补充［库马尔，1987］。

许多调查对发达国家的交流与生产力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比较研究。埃巴笛和迪尔茨［1986］在研究阿富汗的49个研究群体样本中发现，交流的频率与成就之间存在相关性。辛格和克里希纳奥［1989］发现，在5个国家［包括埃及、阿根廷、印度和韩国］的研发单位的大型样本中，研发单位的工作氛围与效果有关。而且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工作氛围更多地受社会文化背景而不是制度所在地所影响。纳戈波尔和克里希纳奥［1988］根据同样的数据发现，与使用者和研究者的外在联系也与效果有关。萨特迈耶［1985］对中国科学中的欺诈行为的研究带有默顿学派的色彩，并饶有兴味地把它们置于违规概念下来讨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例子是布勒歇尔和怀特［1979］的研究，他们根据一位参与者的详细回忆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西部一个由248人组成的技术单位的组织和运转所产生的影响。

技术变迁的社会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赫柏·韦苏里［1980］要求人们根据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拉美农业的技术变迁过程。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因为出现了许多关于技术变迁的案例研究以及对新技术的负面影响的报告［穆加，1987；尼尔森，1979］。对技术变迁的影响的考察很多都涉及了绿色革命［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绿色革命对生产力、就业、不平等和土地所有权⁽⁶⁾以及健康、环境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安东尼，1988；古迪，1980］。最近，新的生物技术已经成了人们的兴趣点。⁽⁷⁾

考察西方农业实践［现代的良种、肥料、杀虫剂以及机械化生产］的转让往往分成不同的阵营，这取决于研究者支持还是反对这一进程。关于技术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认为，虽然新农业技术可能会提高产量，但是对资本投资的需求会加剧当地的不平等以及对提供者的依附性。⁽⁸⁾皮尔斯［1980］对联合国的研究作了初步的评论，这些研究认为，在存在不平等的地方，绿色革命战略导致了农村地区出现贫困并且使之永久化。⁽⁹⁾

有些研究者认为，绿色革命的负面后果被夸大了。⁽¹⁰⁾福塞思、诺尔曼、麦克贝恩和所罗门［1980］试图说明，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并没有减少失业；甘和甘戈帕迪海［1987］则认为，这些技术事实上会导致长期失业。巴伊勒和富坦［1989］对土耳其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高产作物只不过取代了劳动，因为与所取代的作物相比，小麦的劳动密集度通常更低，实际工资因人口的增长而有所下降。布林(Blyn)［1983］则试图证明，拖拉机在印度的使用带来了负面影响。

有些研究却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赫特［1987］对种植水稻的菲律宾农民的研究表明，1965年到1982年期间，种植水稻的农民或劳动力在实际收入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迪万和卡利林普［1985］发现，新型肥料对谷物生产的影响很小。利夫(Leaf)［1983］在1965年到1978年期间对旁遮普的一个村庄展开调查，他发现这个村庄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获得了实际收益，其中包括平等程度的提高。扎尔科维克［1987］关于技术创新对农业的影响［时间是20年］的研究饶有兴味，而且很能说明问题。这项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在旁遮普增加了，但是在哈里亚纳(Haryana)却减少了，这说明我们不能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对绿色革命加以推广。虽然节约劳动的技术通常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但即使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关于沙特阿拉伯，参见卢尼，1988)。

迈克尔·利普顿和理查德·朗赫斯特［1989］最近撰写的综合性着作试图解开一个“谜”，即现代良种为何没有“发挥”缓解贫困的作用。现代良种确实影响了小农场主，减少了风险、增加了就业并且降低了食品价格。但是，由于穷人越来越多地是无地的工人或几乎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力，所以这些好处就很容易被抵消掉或转移。一般说来，当现代技术在高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引进时，绿色革命的消极影响最大［布泰和雷诺兹，1989］。

显然，根据新型农业技术与政治体制的互动来展开研究，以及随着人们对性别越多越强的关注，在分析新农业技术的社会影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试图用古巴的甘蔗收割来说明，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引入机械化技术很少会酿成社会混乱［关于与牙买加的比较，参见埃德奎斯特，1985；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比较，参见克莱门斯和德·格罗特，1988］。技术变迁对女性的影响表明，现代化与把农村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艾哈迈德，1986；斯坦普，1989］。在西非，冯·布劳恩［1988］发现，虽然技术变迁提高了营养，但是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女性地位的改善］无非是让男性垄断农作物的生产罢了。⁽¹¹⁾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a)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传统缺乏整合；(b)虽然考察欠发达国家的技术的社会影响已经获得了有关特定情境的大量信息，但是比较研究太少，所以无法对社会影响给出系统的评估。在恰当的技术问题上的争论有助于使本领域的许多最基础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得到简化。

恰当的技术与技术评估

在讨论有关技术选择和技术变迁的影响中，恰当技术(AT)和先前的术语中介技术(IT)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密切的衍生词，比如混合技术［巴拉和詹姆斯，1986］和最佳技术［拉奥和杜鲍尔，1984］用得十分普遍。“恰当性”思想已经被应用到一切事物中，从自行车制造［奥恩，1980］、管理［莱昂纳德，1987］，到信息技术［戴维斯，1985］。大部分讨论的要点是，只有在牢记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对技术的设计、评估、接受和改造［亚帕，1982年］。⁽¹²⁾

采用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技术，可以降低或者根除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所带来的某些消极后果［这些技术是从高度工业化国家进口的］，这种观点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E．F．舒马赫的工作。这一思想已演变成一种社会运动［比如，杜恩，1978］。⁽¹³⁾

涉及这个主题的经典经济学着作——弗朗西斯·斯图尔特的《技术与不发达》［1977］——展示了一些基本的预设。欠发达国家对技术的投资带来了双重后果：现代化部门得到了好处，而失业加剧了。应该谴责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不恰当的技术选择——这些技术以工业化国家的环境为条件而发展起来，所以无法适应欠发达国家那种截然不同的环境。这种选择受发达国家与接收国的先进技术部门的共同利益所影响。斯图尔特认为，技术选择应该受到限定，从而包括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所有途径。恰当的技术有可能是来自先进国家的老技术和第三世界的传统技术，也可能是根据当地条件设计出来的新技术。

珀金斯［1983］对坦桑尼亚10个产业部门的研究就是这个问题的例证。虽然大部分产出来自小规模的生产活动，但是这个国家却引进了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而效率较低的技术。阿希亚克波［1989］调查了加纳5种基本类型的279家制造公司：外资、私营、外国－私人合资、国有以及国有－外国合资。根据对进口的依赖度以及最高的资本－劳动比，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国有－外国合资公司选择了最不“恰当的”技术，在某些人看来这说明当地的精英与国外的精英在国家的支持下相互勾结。高希和莫里森［1984］对关于恰当技术的大量的经验研究做出了评析。

批评恰当技术者大有人在［德格雷戈里，1985；恩东科和阿尼娅，198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当技术运动［它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承认技术并非是独立于情境的］很快就遭到了批评，因为它忽视了引入恰当技术的社会和政治的情境［豪斯，1979］。⁽¹⁴⁾

恰当技术的思想可能已经包含了某种技术评估，但是这些评估往往很抽象、理论化，缺少系统性和经验色彩。很难引起参与者的兴趣。⁽¹⁵⁾

埃尔津加［1981］有关在评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预设和方法论预设的讨论恰好也适用于技术评估。欠发达国家在技术评估的能力上存在先天的不足。伦道夫和科佩尔［1982年］研究了7个亚洲国家的技术评估，他们发现这种活动已经达到高峰，而且大多数国家只对尽快接受技术感兴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这个领域也十分活跃［乔特尔〈1979〉和外斯〈1985〉评论了各种项目和计划］。目前，评估和决策方法真可谓五花八门［弗洛拉－莫亚，埃文森和速水雄次郎，1978；海特曼，1977；萨尔门，1987；谢里夫和孙达拉尔贾，1984；索伯恩，1977；特拉克和麦肯齐，1980］。

从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有：技术是否适合于相关国家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水准，是否能够带来最长远的价值而不只是收回最初的成本，等等。艾哈迈德对这个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贴切的探讨，他根据成本、质量、规模、复杂程度、失败的风险以及环境风险为发展中国家确定了所要评估的主要问题。和许多研究者一样，艾哈迈德［1989］感到，恰当技术的运动把这个问题给浪漫化了，因为持续不断的利益冲突会妨碍评估的真实性。⁽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