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国家的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80页（6506字）

所有发展理论都暗含某种关于科技作用的子理论或表述［阿格纽，1982］。一种极端的观点告诉我们，缺乏创新以及对改革的抵制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是，从工业国输入科学思想和技术制品会导致虚弱的依附性。⁽¹⁾在所有这些看法中，社会行动者相互竞争的特征都在发挥着某种作用。他们是西方援助的消极接受者吗?他们是不愿改变效率低下的耕作和生产方式的死板的守旧者吗?他们是能够拒绝或颠覆精英们输入不当技术的理性的行动者吗?他们是作为资本主义栋梁的跨国公司的配角吗?⁽²⁾

现在，许多研究［当然不是全部］都超越了如下做法，即根据科学技术的个别性质或把它们简单地叠加起来用以描述欠发达国家的科技。“关系”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替代了陈旧的“原子主义”观念。这里的首要关注点是社会行动者的关系［也叫做“联系”或“结盟”］——不管这些行动者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施勒姆和马林斯，1988］——以及这些关系对促进或限制行动的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宏大的发展理论通常只关注国家、精英以及跨国公司(MNC)之间的关系。

国家财富与科学活动之间无疑有某种联系，所以研究者们的问题是，欠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研究，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对科学研究、技术和工程开发进行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三种理论视角：现代化、依附性和制度理论。

现代化

根据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帕维特，1973；威廉斯，1967］和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技术是处于同一个现代化水平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³⁾极端的现代化观念［尤其是根据批评者对它们的表述］认为，发展的主要动因内在于国家，外部关系的结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科学知识和技术转让被认为是一种特例。现代化理论家相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十分密切。与教育一样，科学可以使一个国家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加速发展。技术转让，那些推动教育机构发展的援助，以及其他形式的科技援助，被认为有助于发展，所以受到鼓励。

对于那些寻求发展起飞点的欠发达国家来说，科学与发展之间的这层关系尤其重要［德迪耶尔，1963；苏塞克斯小组，1971］。第一，科学知识的吸收和运用需要一种经济基础结构，其中包括劳动和资本。第二，科学知识必须相关于并适用于经济活动。

但是，欠发达国家常常缺乏一种健全的经济基础结构，而在相关性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休。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最令人惊奇的成果之一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迈耶、汉南、鲁宾逊和托马斯，197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扩张被认为强烈地、积极地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贝纳沃特、查、卡门斯、迈耶和翁，1991；鲁宾逊和拉尔夫，1984］。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毕业生成为经济劳动力［在生产和服务行业］，而高等教育则往那些生产无形商品的职业［比如律师和公务员等］输送毕业生。⁽⁴⁾

在表述科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隐含着一个预设，即科学单向影响技术。技术深深植根于科学知识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观念已经有了极大的修正。尽管科学确实对技术存在着这样一层影响关系，但是这个模型无法从总体上反映研究和创新的典型过程［德鲁伊，出版中；施勒姆，1986］。尽管科学通过某种复杂的过程［由几部分构成］渗透到技术领域，但这个过程绝非是决定性的。技术发展也经常影响科学。

依附性

依附理论是欠发达国家自身对社会科学所做出的第一项重大贡献［黑特内，1983］。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把外部关系对内部过程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点的话，那么依附理论［以及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外部关系为发展设置了障碍，因为经济增长的方向受制于国外力量。⁽⁵⁾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依附理论家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被不恰当地纳入到国际体系之中，是因为它们依附于一组不多的交换关系，而这些关系通过不同的机制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

比如，外商投资影响着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结构。这种经济干预扭曲了内部过程，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压制了政治民主，促进了与中心有联系的经济部门的崛起，并阻碍了经济发展［德拉克鲁瓦和拉吉恩，1981；埃文斯和廷伯莱克，1980；谢米纳斯和莱温－爱泼斯坦，1986］。

西方科学被看做是另一种统治方式，因为它不仅为支配大众提供了技术手段［有些人是这样表述的］，而且它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和一种不当的发展模式。科学机构的建立和维持不仅吸纳了人员和资本，而且还导致了向某种不相关的意识形态倾斜，因为有些国家没有资源或关系去追求以专业为取向的西方科学。

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与工业国家的“科学中心”关系密切。知识的生产是在与国外同行和研究中心的合作中进行的，丝毫没有考虑欠发达国家的需要。对基础研究以及研究生产力的投资不仅来自国内的资助，而且还有国外的援助。⁽⁶⁾这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大学的规模，但是却导致了国家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这是以牺牲生产部门为代价的］，而且还扰乱了社会的劳动分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跨国的经验研究一向认为，经济财富与研究生产力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这种相关性可能仅仅反映了工业社会的许多总体特征，它本身并不暗示任何动因。甚至可能的情况是，这些联系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持奢侈的、声望很高的“基础”研究。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是，国家对科学的投资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

科学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关系可能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舍恩哈夫和卡门斯［1991］展开了纵向分析［1973－1980］，并区分了本土科学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在73个欠发达国家的样本中，西方科学知识与经济成就没什么关系，在最贫困的国家中甚至存在着一点消极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们发现科学知识与经济发展有关系。尽管欠发达国家在应用研究上投入了许多精力，但是它们相对缺乏把理论知识转化成技术应用的能力。

制度理论

不管西方科学对欠发达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是，国家为什么要致力于发展西方科学。制度理论讨论的是同构性或全世界接受结构相似的形式背后的决定因素。⁽⁷⁾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对同构科学的制度化是由如下信念促成的，即科学的普遍性以及科学之于现代化的必要性。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精英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带有这种取向。因此，对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而言，采用西方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合法化的手段。

现有的成功体制成为模仿的典范［迪马乔和鲍威尔，1983］，科学制度和信念被预设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性要素，并且它们被传播开来。这个过程是制度理论的关注点。根据该理论，社会性地建构实际是为了确立“真理”——获得真理地位的“真理”。

实践、程序和国家政策得到了采纳、改造和复制，这并非是因为它们的技术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而是因为参与者相信某种行事的方式十分有效。和教育一样，科学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为全世界提供了解释模式、文化意义和工具性杠杆。环境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些被认为是“科学的”行动者和组织能够定义理性行动的意义，能够推动理性行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⁸⁾

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是普遍主义思想的主要载体，他们致力于宣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立于情境的科学体制观念。在科学的本质和目的上存在相对的共识，因为欠发达国家那些升迁到管理层和决策层的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在工业国家接受教育的［盖拉德，1991］。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最初常常通过教育经历与国际科学网络取得联系，现在他们则通过跨国合作、学术交流、双边资助和国际会议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

维持这些联系往往会反对外界的干涉，会反对那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科学，因为它们与如下思想是相冲突的，即调节知识进步的应该是理论的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乔杜里［1985］对印度和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作了详细的比较，考察了边缘地位对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和取向的影响。他的结论是，效仿“伟大的科学家”是导致科学“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不是进入创造性的研究活动的有效途径。

欠发达国家接受西化的科学和西方的组织形式虽然有助于提高可比性和兼容性，但却无助于解决当地的问题［特恩布尔，1989］。正如埃斯门［1980，1982］和施瓦茨曼［1991］所表明的那样，从经验上说，采纳西方模式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国家建立的制度仅仅是西方的再现。

虽然制度理论不侧重于制度领域中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和利益，但是它所描述的过程经常受权力和统治机制所驱动，而依附进路可以很好地对此作出解释。“理所当然的”东西可以作为满足利益的工具。依附理论与制度理论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因为前者把替代性的网络机制作为驱动力。前者强调的是，在缺乏其他资源的情况下，与掌握权力的行动者搭上关系会导致依附。制度理论则假设，就有声望的［“成功的”］地位所提供的模式而言，在结构中处于同等位置［在系统中与其他行动者有类似的关系］的行动者应该以相似的方式行事。

总之，不管你认为大多数国际关系是导致了发展还是造成了依附，把这么重的理论责任托付给任何一类关系［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是一种错误。虽然人们现在已经广泛认识到与跨国公司和工业国家之间的联系具有因果重要性，但是更要承认的是，发展道路具有历史偶然性，不要去寻找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⁹⁾

科学在世界的分布

迈克·莫劳夫奇克［1928－1989］后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科学发展”的倡导者——科学发展可以增进物质和精神文明，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科学进步。⁽¹⁰⁾但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第三世界科学的评价却非常苛刻。在与约翰·齐曼［1985］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在虚构的“天堂”中，“科学的外表”下所掩盖的现实：“分崩离析的科学共同体，混乱、分散、专业能力有限、穷困潦倒、知识封闭而且目标不切实际——或者毫无目标可言”。［第701页］

现代科学研究在何种程度上遍布世界呢?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科技能力水平呢?评价能力的主要方法是借助于指标，比如出版物、引文以及技术人员的数量和分布。⁽¹¹⁾

高度集中是世界科学生产的特征。尽管欠发达国家生产的科学技术在绝对数量上逐渐增长［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但是许多观察家还是会同意莫劳夫奇克和齐曼的部分判断。欠发达国家［包括最大的生产国印度、中国和巴西］都不具备经合组织国家那种积极的、完善的科学共同体［阿鲁纳恰拉姆，1992；盖拉德，1991］。⁽¹²⁾与其他社会领域相比，在科学出版物生产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要严重得多［福雷姆，纳林和卡彭特，1977］。⁽¹³⁾

如下事实可以说明这种极度的不平等，即世界3／4以上的科研产出来自10个国家。除了欠发达国家的主要科学生产国印度之外，其他的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经合组织和东欧国家在科研产出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两个地区共占科学引文文献的94%。⁽¹⁴⁾1981－1985年间，欠发达国家在科学出版物生产方面只占了5．8%［布劳恩，格拉恩泽尔和舒伯特，1988］。⁽¹⁵⁾

然而，这些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期刊产量的关注。因为同行评审的期刊是西方比较受欢迎的传播研究成果的途径，所以研究人员经常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来分析国家与学科之间的科学生产力的差异。⁽¹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研究，从同行评审程序和影响力方面看与国家和地方性刊物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数据只涵盖了全世界技术文献的一小部分，而且忽略了非英语资源以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期刊。

在主要的索引期刊中，欠发达国家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¹⁷⁾但在某些领域［比如土壤学和农学］，欠发达国家所占的份额就比较大［阿瓦尼塔和沙特林，1988］。许多研究人员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较少，但他们在国内刊物上却发表了大量的成果［戴维斯和埃斯门，1989；龙尼茨，雷斯和卡梅奥，1987；韦尔霍，1986］。虽然欠发达国家的成果在主流科学文献中只占一小部分，但是不存在单一的数据可据以可靠地评价它们在全部发表文献中的贡献率。

尽管发达国家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语言、教育和政治因素左右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特殊的影响力程度。肖特［1988］指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网络中有6个结构类似的地区。在分析海湾国家的合着者时，德·布鲁因、布拉姆和默德［1991］说明了科学合作紧密映射着政治联盟和过去的殖民联盟。

比研究成果在哪里发表更重要的是，人们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研究工作。苏塞克斯小组(Sussex Group)在20年前估算，全世界98%的研发经费由西方国家支出，其中只有1%用于研究那些与发展中国家直接相关的问题。

无论资源来自哪里，欠发达国家对问题的选择都是一个核心议题——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政治学上看。已发表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以当地的问题和需要为取向，对此很难做出评价。⁽¹⁸⁾普遍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及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影响着全世界科学共同体的整合以及科学的政策提案。世界科学体系的倡导者认为，心胸狭窄和地方主义损害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科学质量，妨碍了与优秀同行的交流。如果科学家必然属于国际体系的话，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取得科学成就就应该采纳国外的制度形式。

虽然这一看法可以很好地用制度理论来加以解释，但是它有可能会给当地的经济活动带来麻烦的后果，因为它在研究活动与国家经济需要之间设置了一道鸿沟。当研究人员被纳入到某个国际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推动着以专业为导向的科学］中时，地方经济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就相对较小。与那些探讨地方卫生问题、能源需求以及食品生产的研究相比，以某种理论话语为导向的研究形态可能更受偏爱。

对独立于情境的、以专业为导向的科学的合理化信仰——反映在对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信奉中——在当代的科学技术论中变得越来越背时了。⁽¹⁹⁾在第三世界，它实际上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