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象学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626页（1911字）

现代日本哲学流派之一，来源于现代西方哲学。

日本对德国现象学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同西欧同时进行的。日本对胡塞尔现象学所进行的文献学、思想史研究，在质量上毫不逊色于西德。

日本如此热衷于现象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欧传统哲学中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或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存在与假象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很难同日本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融合；然而，日本人却容易接受现象学的基本思想，即向事实与现象复归。

日本现象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近代哲学已经具备接受现象学的土壤。

井上哲次郎的“现象即实在论”、井上圆了的“纯正哲学”等，都是以日本传统的非实在论思想倾向的形式，把现象即实在的思维方法归结为一种哲学。西田几多郎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性研究，使现象学思想第一次正式登上日本哲学论坛。在西田致力于建构独自哲学体系时，他的年轻同仁及其下一代研究者脱颖而出，开始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直接联系。胡塞尔本人对日本现象学研究也寄予很大期望，1923年到1924年曾多次向《改造》杂志投稿。高桥里美初次把胡塞尔现象学的所有问题介绍给日本哲学界。

九鬼周造则以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现象学为中心，系统介绍现象学；同时，他还用现象学方法描绘了日本文化中固有的经验结构。

三宅刚一在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人类存在论”、“经验性现实的哲学”；战后，甚至在法国还没有确定评价时，他就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进行新的阐释，并且探索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

第二个时期，从60年代后期至70代中叶。

战后，实存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浪潮席卷日本哲学界，现象学被淹没在实存主义思想之中。虽然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着作被大量翻译成日文，但胡塞尔着作的翻译却未着手，因此，日本便毫无分析地接受海德格尔和萨特对于胡塞尔的批判。从60年代中叶起，日本出现“复兴胡塞尔”的呼声，现象学研究逐渐活跃起来。这是因为：(1)1950年《胡塞尔全集》的出版，为全面了解、系统研究胡塞尔现象学创造了条件；(2)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出版，提高了人们对胡塞尔后期思想，特别是战前几乎无人知晓的身体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问题的关心；(3)经过战后实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人们的关心开始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转向分析哲学以及胡塞尔现象学。

这个时期，日本现象学研究的成果首推新田义弘所着《何谓现象学》(1968)。这部着作的成就在于，系统地展现出胡塞尔后期思想的基本问题，并使生活世界、身体性、主体间性、显现命题等主要概念在日本现象学着作中被确定下来。此外，渡边二郎、辻村公一、田岛节夫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现象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第三个时期从70年代中叶至现在。这个时期，日本各地相继成立现象学解释学研究会，1979年日本现象学会问世，1983年又由各学科学者结成日本现象学、社会科学会。这些学会一方面与西德现象学研究者频繁交往，一方面在日本展开积极活动。

1984年，新田义弘主编的《日本对现象学研究的贡献》一书在西德出版。与前两个时期比较，这个时期日本现象学研究的根本特征，是对于现象学问题的立场开始发生某些决定性的转变。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对传统哲学的基础理论提出质疑，而且开始重新探讨建立新的哲学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并且探讨现象学与其它人类诸科学的联系。为了寻求脱离现象学面临的各种难题的解决方法，有些人尝试同其它哲学方法论对话，有些人则在胡塞尔现象学尚未涉足的思考层次中探寻其线索。

日本出版的选题广泛的现象学研究着作，就是这些探索的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这个时期日本出现突破西欧现象学的框架，进行独创性的事象分析的趋向。

坂部惠和市川浩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着的成果。他们一边整理日本关于“表”、“影”、“触”、“人”、“身”等所谓含蓄的日语词汇，一边采用内和外、心和身、精神和物体、自和他、主观和客观、对自和即自、规定和虚构、存在和假象等西欧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执着地探究存在于经验中的根源性的现象。他们站在“现象学彻底化”的立场上，不仅探寻出现的事象，而且注意分析某事象出现时的条件，把被限定在历史的、文化的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具体的经验模式列举出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再将其还原到最根源的现象中去。这样，通过“现象学彻底化”的工作，就使哲学现象学充分地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