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66页（4501字）

【生卒】：前179—前104

【介绍】：

汉代经学家，思想家。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治学之精，“三年不窥于园”，以至讲学之际，求学者亦只能就其旧弟子而受业，不见其面。“进退客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对策，董氏凡三对。既毕，武帝以其为帝兄易王江都相，董氏以礼义匡正易王，甚受王之敬重。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治国，行之一国，尽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家居着《实异之记》，受人之谮，下狱当死，后诏赦之，于是“竟不敢复言灾异”。董氏为人廉直，遭权臣公孙弘妒，上言董氏相帝兄胶西王。胶西王“尤纵欲，数害吏二千石”，然闻董氏大儒，乃善待之。董氏恐久而获罪，以疾病免，居家，以寿终。董氏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明于《春秋》，传公羊氏之学。在家时，朝廷如有大议，每差人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董氏之学，论灾异、法先王，兴太学，主张《春秋》大一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本人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黄老之学、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自成一体，建立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体系，构成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人学思想方面，董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高贵之物，卓然独异于群生，并可以与天地相参，此即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认为人性质朴，有仁义之资，待教化而后善。他强调道德伦常的作用，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整个封建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人受命于天，故应从天法古，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所以，在天命面前，人的地位又是有限的。董仲舒的人学思想虽也有重人因素，但亦从各方面加强对人的严格限制。董仲舒的着述“皆明经术之意”，除《汉书·本传》所载上疏及对策外，以说《春秋》得失为旨，共数十篇，集为《春秋繁露》，传于世。其版本有清人凌曙《春秋繁露注》本等。

(1)圣人法天而立道 天人关系是董仲舒人学思想的主要方面。首先，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君，是王者之最尊者，而人则本之于天，上类于天。因此，可以说天是人的曾祖父。天地不仅生出人的形体，而且决定人的性命，使人行仁义而羞可耻，使人与鸟兽区别开来。董氏认为，《春秋》便是“推天施而顺人理”。“圣人法天而立道”，奉天而法古。比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王者承天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罚。董氏认为，圣者法天，贤者法圣，而《春秋》之法，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三代之圣王，亦皆法天而奉本。圣人视天而行，表明了天地人的一致性。天地人三者合而为万物之本，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的天人观是对儒家天人观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发展，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2)人副天数 董仲舒的天人观坚持天人合一，天人相副的主张，以此进一步说明天与人的一致性。董氏认为，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来于天，故曰受之于天。就数字而言，则有人副天数之说。比如，十这个数字，乃天数之所止，故人亦十月而生，而合天数。又圣王模仿天之所为而造制度，比如天时三月为一季，王者则三公为一选。董氏还认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乃指五种行为，即孝子忠臣之行为，比如“忠”，乃是土德之谓，对君王之政而言，东方属木，象征农之本，而司农则尚仁，等等。总之，人的行为是天的模本，而人的情感亦无例外。春天生喜气，人无春气则不会博爱而容众，所谓天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亦即，“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人副天数”的命题，是其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支柱，并由此倒向“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构成中国人学的一大传统。

(3)灾异之本生于国家之失 董仲舒天人关系论的核心是其“灾异”说。他认为，天地之物有非常之变者谓之异，其小者谓之灾，其运作方式是灾常先至而异随之。灾先至表示天的谴告，异后来表示天的威怒。谴告之而人不知，便以威怒畏恐之，惊骇之，倘不知威恐，殃咎伤败乃至。灾异的这种运作方式，表明了天意的仁慈，而不是要故意给人不幸。董氏认为，明此理者，对灾异并不反感，而是庆幸天在关心人类，有意挽救人的过失，并以灾异报答人类。也就是说，有灾异之国乃是有幸之国。因此，董氏得出结论：“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明白天谴而畏惧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则国家必达于大治。可见，灾异之说乃专指国家之政，所谓“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世治而民知，则天地之化精，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则天地之化伤，气生而灾害起。因此，作为天之子的皇帝君主，要对灾害之生负责。因为灾害之生表明天下未有和平；天下未有和平，表明天子之教化没有行达四方。作为王者，正则元气和顺，风雨适时，朱草生，嘉禾兴，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根据物类相召的原则，帝王之将兴，固然有美祥之先见，而其将亡之时，亦有妖孽之先见。显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从根本上讲，是认为人应对自己的不良行为负责。所谓天象，不过是一种征兆，并不直接参与人事的兴衰。

(4)唯命是德庆 董仲舒天人关系论的必然结局是天命论。董氏认为，人生之时就有所谓大命，这是命的基础，但其间尚有变命存在，这种变命与政治有关。政不齐则人有怨怒之志，这将会使人处在危难之中。同时还会有其它偶然之事影响人之大命，所以，董氏强调人应注重这其中的变化，从而注意政治之得失。但董氏对天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帝王身上。他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受命之君乃受命于天，是天志之所见。而王者则应明天命，顺应天之要求。天的要求是为民而立王，所以，假如君王之德足以安民，天则予之王位；如果恶足以贼害民，天必夺之。比如殷无道而周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是由来已久的天道，并不是因为有了汤王、武王一类的人才有的。所以，治乱兴废在于王者自己，并不是天命不可逆反，由此他提出“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的命题。德庆是天命的内涵。然而，董氏也承认有人力所不能扭转的受命之符，比如孔子的西狩获麟。对此，董氏说：“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君王之命与不在位的圣人之命有所不同，作为个人的圣人，有时并不能改变天下的趋势。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是以德庆解释天命，保留有天命的形式，而填塞了道德的内容，并以此告诫君主要以德治国，反映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

(5)质朴之谓性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称作是性，斗筲之性也不可以称作性。他认为，可以作为人性来讨论的，只是中民之性。“名性不可以上，不可以下，以其中名之”。所以，董仲舒的人性论，只讲中人之性，是其人性论的另一方面。董氏认为，“质朴之谓性”，“性者生之质也”。人性是生而具有的，受后天教育而起的东西不可以称作是人之本性。所以，无论是恶和善，都是教训之所致，不可谓之性。但是，若无天生之素质，则教训也不能成善，而没有教化，质朴之性也不能自然成善。所以，善是先天与后天，即天性与人事相结合的产物。董氏着名的比喻是，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不可能全部成为米。所以，善出于性，而性未可全为善。天有阴阳之施，人有贪仁之性。论理而言，人之性莫不欲善义，而不能义者，乃是利益之妨害。人有性有情，犹天有阳有阴，情亦是性，二者不可严格两分。所以，人性不可能尽为善，而是待教化才可为善。董氏认为，天生民性，有善之质而无善之实，于是立王者为之教化。如果人生而为善，则王者受命之后还能做什么呢?董仲舒的人性论，意在突出君主的政教之责，并对后世人性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6)论人我之分 董仲舒十分重视他人与“我”的关系。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法之所以要治人与我，是因为这涉及了仁与义的问题。他认为，所谓仁，是对他人而言的，而义是对“我”而言的。仁是爱人之名，不是爱我之谓，一个人虽然自爱甚厚，但不爱他人，便不能算做仁。义所要求的是正我而不是正他人；一个人倘不能自正，虽能正人，便不能算做义。如果我没有的东西而强求他人非有不可，我具有的东西又批评他人没有拥有，这是他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董氏认为，“仁主人，义主我”，仁谓往，义谓来。可见，董氏的人我之分，其关节点还是一种对自我的约束和律求，这是儒家自我之论的继续发展。

(7)正其道不谋其利 董仲舒的义利观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他认为，义与利是人生来具有的，利养活人的身体，义修养人的精神。但是，因为精神贵于肉体，故养义贵于养利。为什么如此讲呢?董氏解释道，假如有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处贫贱而行为荣耀；相反，人如甚有利而大无义，虽处富贵而倍受人鄙视。受鄙视则祸患深重，即使不会立受死罪，也会遭到伤殃之忧。然而，小人及普通民众不明此理，皆趋利而不趋义，所以他说：“今利之于小人而义之于大人”，认为大人重义，小人重利，所谓“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即是指仁者以道德为正路，以利益为私邪。以伦理为急务，以功利为贱薄(《汉书·艺文志》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氏的义利观坚持义与利的两分和对立，认为人不能取义，是受到利的败坏。这一思想对后世儒者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大支柱。

(8)立王以为民 在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国里，民亦有其特定的地位。他主张敬贤重民，同民之欲。这虽是早期儒家的观点，但在汉代，经董氏提出，则具有新的意义。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即认为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临万民之心，其责任是造福于民，即所谓什一而税，不夺民时，使役人民不过每年三日，从而使人民家给人足，同时还要教之以爱，使下人尊敬长老，无怨哀怒之患。董氏断言，其德行足以安民者，上天才予之以王位；有王位之后又去贼害人民者，天则夺去他的尊位。君王的行为要足以使人民自动向往，而国君是不能抛开人民而独立存在的。董仲舒的重民思想，虽然依然未谈及人民的权力，但对君主的要求却是明显而严格的。这一思想构成儒家人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

(9)论生死荣辱 董仲舒认为，人的好荣憎辱之心，并非人自身的创制，而是天生具有的。但是天施与人的好恶之情并非无原则可言，因为天还施与人廉耻之心，而廉正是不会产生于奇耻大辱之中的。所以，他说：“至尊不可以生于至辱大羞，至辱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人之所以为人，是要行仁义而羞可耻，并不是像鸟兽一样，只知道为生存为利益而奋争。一位贤人，是不会冒大辱而生存的，因为这是其本性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身被大罪而不能去死，这是种无耻的行为，因为在此之时，死要胜过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