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森 童年与社会 1963(1)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第275页（5523字）
埃里克·洪伯格尔·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79)生于德国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为丹麦籍。他生后不久，父母离异，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位犹太儿童医生。从此小埃里克森便由继父抚养，并改姓洪伯格尔，以后埃里克森曾把这称为自己同一性的第一次危机。
双亲都是犹太人的小埃里克森却长得身材高大，白肤碧眼金发，颇像一个典型的丹麦人。童年的埃里克森在他的游戏和交往活动中，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伙伴们的异样目光，他的小学同学视他为犹太人，不愿与他交往；而犹太学生又因他长相不同而疏远他，甚至称他为“非犹太人”，因此小埃里克森常感到寂寞孤单，后来他把这称为他人生的第二次“同一性危机”。
青年时代的埃里克森不喜欢正式的学术气氛，没有进大学，他认为自己颇有几分艺术天才，曾就读于美术学校并环游欧洲。这一段时期的他曾为建立自己的同一性而苦恼，他自觉神经过敏，好像置身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模糊边缘。直到1927年，被家人称为漫游的艺术家的25岁的埃里克森终于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倾向和兴趣。他受安娜·弗洛伊德之邀，在维也纳一所小型私立学校教授美术、历史和地理，首次接触到儿童，在教学之余，进入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追随安娜·弗洛伊德从事精神分析工作。
我们很难猜测命运赋予一个人什么样的机遇与天资，我们也很难搞清楚兴趣和教育是怎样相互影响，决定着一个人生活、事业的道路的，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埃里克森在精神分析方面确有与众不同的研究观点和独到的研究视角。1930年，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蒙台梭利教学法进行研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并由此取得了一张蒙台梭利学校的文凭证书，虽然他的全部高等教育也仅止于此了，但他的学术成就却根植于他不懈的临床实践活动，来自于他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对自我力量怀有的深厚信念。
1933年，埃里克森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战争的到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恐怖威胁使他不得不在同年移居美国。他开始在波士顿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并在哈佛医学院任教，对研究心智健全的人怎样进行自我创造性活动的问题发生兴趣。1936年埃里克森离开哈佛到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在南达科他州松岭保留地苏语印第安儿童中首次进行了文化对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后又与A·克罗伯一起在加州北部尤罗克印第安人中进行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结合以亲身的体会深入到精神分析工作的研究中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他特别强调各种社会对同样遭遇的问题会选择各不相同的解决办法，不仅提出了自我心理学中人类个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客观地指出了作为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人类个体的成长体验及发展的差异性及特殊规律，这是埃里克森的个人特色，在自我心理学的领域内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如果说埃里克森作为当代着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赢得的尊重是由于他在精神分析领域内具有创造性的全新理论建树的工作和他所做的把精神分析的能量发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努力的话，那么世人对他始终抱有的饶有兴味的关注便是最合理的结果。埃里克森与许多心理学家相比的一个个人特色就是他从未变成一个狭隘的学科“专家”，他把视角广泛地深入到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的诸多方面，既把精神分析作为贯穿人类发展的一种研究手段，又把人类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作为精神分析研究的一种滋养品。
1950年，埃里克森回到东部马萨诸塞州托斯克桥的奥斯汀·里格斯失调青年治疗中心从事临时工作，有机会接触青年，为发展他的有关“自我同一性”的理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后来他把有关同一性的观点总结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而使埃里克森的影响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的《少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一书的出版，力图帮助读者理解路德如何在心理上有可能打破现有的宗教虔诚和社会契约，去建立一个观察世界的新方式。此书发表后，埃里克森更有兴趣于“历史现实性”对“心理现实性”的影响，从而觉得精神分析更有必要研究病人的思想、感觉、梦和观念了。
1960年，埃里克森应聘回到哈佛大学任人类发展学教授，直到1970年退休。然而从没有什么能阻碍他关注生命和社会的热情。在6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不断参加国际交叉学科的一些重要会议。1964年他在《领悟与责任》一书中谈论到以个人发展中对待特殊恐惧、焦虑和希望的觉知及其道德选择之间的关系。1965年，他旅居印度，研究包括穆罕默德·甘地在内的世代问题，1969年发表了《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并由此在1970年获美国普利策奖。自此以后，埃里克森继续关心20世纪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的后期名作还有《杰弗逊演讲集》(1974)、《游戏与真实》(1977)、《人生周期的完成》(1972)等。在其最新着作《生命历史和历史时刻》(1975)和《新的同一性维度》(1973)中，根据他的观察和解释，已把心理学和习性学、历史、政治科学、哲学和神学联系起来。
埃里克森确实不失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人物，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学术履历却是一位真正具有人性感的学者，他始终坚持把探索精神分析的经验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己任，希望阐述人的性质和命运。
《童年与社会》是埃里克森的第一部着作，收集了他40年代所写的文章。本书在1950年出版，并使他成为美国自我心理学的主要辩护者之一。埃里克森独特的个人学术生涯及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使本书以广泛的内容和富于想象力的临床实例描述见长，它包括了精神分析、特别是自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的材料，其观察范围从对幼儿和老年的临床诊断到印第安人的现场观察，以及对现代国家的家族形象的分析，表明了他的人格理论和心理历史观点的基本形成，并首次对人生周期以及诸如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合法延缓期等概念进行了描述和表达。埃里克森曾把它称为“一本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分析书籍”。
在风格上，本书与其他学术专着迥然不同。看起来，它似乎没有严谨的结构、缜密的逻辑和层层深入的论述，甚至更接近一种散文式的氛围。通过生动丰富的案例娓娓道来，像是闲聊，又寓意幽深，对人具有启迪意义。它先后被译成7种文字，是一部研究人类童年和社会生活关系的佳作。1963年，埃里克森以“健康人格的成长和危机”一文为基础，补充修改了本书并发行了新版。
着作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童年和社会生活形式，主要是通过几个临床上精神分裂患者的实际案例，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阐明了精神分析在临床上所表现出的功能。这些案例都试图论述个体的生物自我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他认为个体发展包括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个方面。这三种过程实质在科学史上分属于生物学、病理学和社会科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埃里克森强调精神分析在寻求病变的原因时，把三个变化过程看作是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在三个变化过程中找到某一过程的含义，由于它们的相关性和因果联系，我们不一定能找到病变的原因，而是找到了一种趋同现象，而该趋同现象通过追溯使病变变得容易理解。
全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先定的假设中，围绕这最初假定展开他的思想观点的。而在后半部提出的幼儿性欲理论也是基于以上三种变化过程的相互作用，通过示图的形式阐明的，与精神分析学以往惯常强调的生物学遗传力量的本我方面有所不同，埃里克森认为在人格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自我，自我是人的过去经验和当前认知范围内所面临的任务的综合，它能领导性欲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把人在进化中的两股巨大力量，即人的内心生活和社会计划结合起来。虽然埃里克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热忱拥护者，他也承认人格结构的形成溯源于先天能量力比多，但他的学说首先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它的核心就是把人的力比多的发展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关系密切结合起来勾画出一幅以自我渐成为中心的8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画面。所以，埃里克森的理论不仅与弗洛伊德的驱力渐成说是联系着的，而且他还试图给弗洛伊德的各心理性欲阶段以更大的普遍性意义。他在幼儿性欲理论中，强调力比多区位的功能如何转变为本阶段的基本任务，把解决任务视为一种两极分化的对立面的斗争过程，个人便在发展任务的斗争和解决过程中，依次向不同质的下一阶段过渡，每一发展阶段特定任务解决得顺利与否，会对个人未来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模式产生相应的良好或不良的影响。
但是埃里克森认为，人的发展阶段的发生并不因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亲身参与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考察目的之一就是要证实各个文化如何依照其不同的价值系统而有区别地掌握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该书的第二部分，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洲印第安部落的童年生活图景的描述更具体地说明着他一贯的观点，即不同社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风俗及养育方式给予儿童迥然相异的训练，赋予早期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经历以特殊的意义，以促使人体的某些器官能适当地发育，使人类的社交形式适当地得以加强。埃里克森不仅详尽地对两部落印第安人儿童的哺乳、喂养、游戏等儿童教育问题作了分析，并结合他的人格发展渐成说和器官方式论把这些问题和一定的社会通道联系起来，如表现为接受、给予、控制、放弃、侵入、摄取等，还提到了印第安民族所特有的巫术、预言和某种对自然、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参与作用。至此，埃里克森的文化历史观及心理社会学的思想在他第一手的观察材料的生动描述中得以充分地体现。
第三部分，埃里克森在阐述自我成熟的过程时，以弗洛伊德对梦的作用引至儿童对游戏——一种“围绕着真实对象而编成的幻想”的考查，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童年和社会的整体问题。埃里克森认为游戏是自我的重要机能之一，它为研究自我提供了最理想的情境。他认为游戏的内容，总是儿童企图加以重复和掌握或予以否定和拒绝的生活经验。游戏本身包含着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可以弥补生活经验中的挫折和失败，从而医治人格发展中固有的和偶发的创伤。游戏本身容许儿童超越自我的时空和现实的限制，然而仍不失现实的方向。他总结说，儿童的游戏乃是人类用以创造实验和计划的典型情境去掌握经验的一种幼稚形式。他引用威廉·布莱克的话说：“儿童的玩具和老人的智慧是两个季节的果实。”埃里克森在这一部分中仍然通过一系列他所观察到的临床案例来阐述这种观点，同时他还指出必要的母爱是治疗儿童精神创伤的良方，尤其必须重视教育的作用，即使是小孩子也不能低估他的自我的力量。自发的游戏有时就是一种自我的医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态度，他们的期待、支持以及他们所给予儿童的想象空间与活动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对自我力量的意识的深度。这正体现着埃里克森始终对人性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产生善恶的潜能，以为自我具有一种整合的力量，在造就健全的人格的过程中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治疗的作用。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埃里克森在探讨具体的时代的个性问题时，列举了纳粹头子希特勒和前苏联文豪高尔基的童年、青年时代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并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了这些因素对于形成他们独特个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是他一直试图表述的一种新的社会模型，即用个人在家庭背景范围内的父母的关系以及在家庭的历史文化传统范围内的社会背景的关系动力学构成的社会复合体代替了个人在儿童、父亲、母亲三角关系的显示现实动力学传统模型。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及其他有关希特勒的心理文献的描述为埃里克森提供了最为主要的素材，他不仅分析了希特勒的家庭、德意志的时代精神、民族性格以及有着极高智慧的令人嫉妒的犹太人的历史上的地位与状况，还分析了现代国家的家族形象；而通过对反映高尔基生活的影片的具有某种感性色彩的分析，埃里克森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态度。他有一句名言是：“一个人无论何时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自我和一个社会成员，而且包含于所有三种组织过程之中。”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高尔基，无论是研究民间传说、传记材料作品或电影语言，埃里克森都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技巧，他把对人的价值的基本认识渗透到他所依赖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中，把精神分析的范围从个人的分析评价扩展到了对个人集体以及对整个文化的分析评价，真正体现出他的人格理论和心理历史观。
通过《童年与社会》一书，埃里克森所要向人们指出的不仅仅是人类在发展中所体验的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事件的发生顺序和这三个变量的交互关系，在这之外，他更为强调的是自我在克服发展中的倒退和恶化以及在防止潜能的消耗各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人在个体发展中通过自身去战胜心理危机的可能性。埃里克森对人性所抱有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他比他的前辈们更能有效地制定一种理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去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