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放假了，你什么时候抽个时间，回来看望看望我们吧。还记得后来的那条‘黄毛’么，不是三条腿的那条，对，头上有杂毛的那条，它也死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说不定也就这么走了……”
电话的杂音比较严重，我没有听清楚母亲最后叮嘱了些什么，我一直在辨别最后她想要说的话，可是我没有勇气去追问母亲说“你再大点声，我听不清”。
我挂上电话，看到通话时间，这次她又创纪录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我也从来没想过会和母亲聊上这么久，不过也说不上聊，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在说，我在一旁默默听着。在刚外出的时候，我每周会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时间从几分钟到十分钟不等，她老是抱怨我从来不给她打电话，只会在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才打电话。
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只是无奈地说：“最近好忙啊，等一阵子吧，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家看你们了。”
我所用的是“你们”，而非“你”。多出来的那个人，和母亲在一起却并非我的父亲，但也是我现在的“父亲”。
在早些年，母亲已和父亲没有感情，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可是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彼此不想用离婚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段感情。
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家族和大时代背景下，“离婚”实在比“我们过不下去”更让人们难以启齿。
或是两个人也还没有想到“非要离婚才能算是彻底结束对于对方的牵绊”这样强硬的手段，也许都只是觉得合不来，却又没想过分开这样的大手笔。
即使母亲和父亲在感情上是早就名存实亡了，所以在对于感情的问题上，反正两个人都不想到恩断义绝的地步，就采用这样一种虚与委蛇的方法。
从最开始觉得两个人都要冷静好好想想，到后来干脆分居生活来考验两人在彼此心中到底存在多重要的地位，我都深切地感受到家带给我的“分裂”之痛。我也想过哭号着恳求他们不要离开我，就看在身为他们儿子的份上，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现实是他们两个都异常冷静地处理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严重。也就没给我这么一个表演多愁善感的机会。
父亲在工厂里有自己的单身公寓，母亲也有集体宿舍。两人常年的分居生活让我极小的时候就尝试过“午饭在母亲那里吃，晚上到父亲家吃”这样的生活规律，害得我以为天下父母大致如此。
直到夏日的某一天，母亲提着编织包对我和父亲说厂里不景气，她要出去打工了。
我想那也许就只是像是出去旅游一样的潇洒吧，我没有埋怨什么，倒是想和母亲一起去。我拉着她的衣袖问她可不可以带上我时，母亲没有回答我，一个劲地对父亲唠叨要注意我的饮食和健康。
父亲闷声点点头，提醒着母亲种种事宜，路上的安全等等。他们两个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这让我很不高兴。
然后就在下午，母亲和一个好姐妹踏上了南下打工的火车。这一走就是整整五年，也就是说我有五年的童年是没有母亲陪伴的，这样的现实残酷且无助。
每天我回到家的头一件事就是做好作业，等着父亲回家做饭。如果实在饿得难受，而父亲也还没有回来，我就会端着一个小板凳站在邻居家窗口往里看。
我家隔壁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因为自己没有子女的缘故，他们很喜欢我，如果运气好他们还在吃晚饭，就会叫我一起。如果吃完了，他们也会叫我进去塞给我一些零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比现在要大粒很多。我曾经跟别人抱怨过，现在的东西真的是越做越小了，原来一把就只能拿几个，现在一把可以抓好多。
结果朋友笑话我，他说：“你那个时候才多大啊，五个手指头跟那鸡爪子一样，拿什么都觉得大，现在你一巴掌都可以摊个煎饼，当然觉得东西变小了。”
我想了一下也是的，以不断变化的角度看待那些丝毫没变的东西，当然也会觉得那些东西变了。
在那对夫妇的照顾下，我才没有在缺失母亲的童年中显得身体多么柔弱。相反，宽松的生活环境让我童年过得十分富足，我可以在夏天不用睡午觉去捉知了，家庭作业做完后可以直接下荷塘去掰莲蓬，或是在凉爽的晚上去看萤火虫。
那个时候我倒是不太想身边有个管家婆一样的母亲。
不过常年贪吃糖果，让我在换牙的时候异常难过，我想如果有母亲的话，她老练的经验一定会告诫我在这个时候吃糖是不对的。然后我又开始伤心自己是个没人管的小孩。
我曾经有一年回家过年，给我母亲置办的年货中捎了很多大白兔奶糖，母亲说这种糖现在卖贵了，原来才一块钱一斤。
我说是公司福利，不要钱，然后母亲就开开心心地拿进去放好。然后我又给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拿出一条烟和一包茶叶，我叫他李叔——在母亲回来后出现的“我的后爸”。
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小学到了初三，期间缺少了对母亲的了解，她对我也是这样。只是偶尔从电话里面吵杂又急促的三言两语中揣摩着母亲的变化，吃饭了没有啊，打工还顺利么，春节回不回来啊，我要的新衣服她还记得么。
我以为母亲回来的时候，是衣锦还乡，在没有父亲陪伴的几年中，是不是也学会了想念家的味道。或许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和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吃饭的时候两头跑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生活比我想象中更狗血一点。母亲回来时带回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打破我宁静生活的男人。
当年母亲回来时真的是掀起一阵惊涛骇浪，因为母亲和父亲并没有离婚的缘故，我母亲成了那种“在外面带了野男人回家”的坏女人。十里八村的村妇都喜欢对着我父亲说“你该买顶绿帽子了，你看你家女人都带男人回来咯”。
我父亲当时就怒气冲冲找到我母亲，质问她。
我母亲说既然两个人都觉得不太合适，那就离婚吧。
几年打工下来，母亲的眼界倒是高了，也不觉得离婚是个什么不好的东西，相反现在有很多成功人士都是离过婚的人。我母亲把离婚看成了一种时髦的方式，甚至是以此为荣的某种标志。
但是我父亲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脾气执拗古怪，说什么都不同意离婚，说什么“我就要把你的青春和我耗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是父亲恼羞成怒的诅咒还是发自内心的怨怼。那个时候父母两个人都沉浸在双方的过错和摆脱不清的仇恨当中，也就没有顾虑到我的想法。
离就离吧，离完我自己过，我这么对自己说。
我赌气地想到过他们要是真敢离婚，我就在离婚的那一天离家出走，或是卧轨自杀。真想看看当他们知道我走了或是死掉了的时候那种伤心懊恼的表情，然后他们不再吵架了，不再埋怨对方，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然后言归于好，幸福地生活下去。
那段时间我就像是只失去主人的宠物，没有家庭对我的保护，流浪过很多地方。学校的后山，冶炼厂，实验楼，火车站。
我总是一个人坐在站台的石椅上，或是靠在站牌旁边，无聊地啃着指甲。看着少数的人群穿过检票口，拥挤地踏上绿皮车。那些人有男的，有女的，只是一些年轻人，但没有小孩儿。
原来小孩儿是不允许上火车的，我这样理解当年母亲不让我和她一起的原因。
我还到过乡下的麦地，看着青黄不接的时候，麦田有时候闷热，有时候凉爽。认识一些孩子，偷过梨子，打过架，捉过青蛙，还干过很多蠢事。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快乐到有时候甚至忘了家里面的事。
当别人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无聊得就只有在田埂上跑啊跑，毛茸茸的麦尖划过皮肤，火辣辣地疼。
那时中午的阳光炙热且毒辣，太阳照得我额头亮铮铮的，热浪一波一波地吹着空荡荡的衣领，流下的汗水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就用袖子使劲一擦再接着跑。
一直跑到累得不行才停下来，倒在树荫下喘着粗气，饿了就偷几个果子吃，然后就在草地上睡上一觉。下午接着玩儿。
到晚上回家时，都是夕阳即将落土的时候，天边总有一群麻雀顺着气流慌乱地盘旋着，像没吃饱一样，张大嘴巴尖厉地叫着。
我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叫，但是父母两人的纠纷依然很严重，很少按时吃饭。我都不知道该去父亲那里还是母亲那里，我想了一下，端着板凳趴在邻居家的窗户上。
老夫妇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其中有一个得了中风，另外一个也好不到哪里去，难免，人老了就会得些病。吃饭也很不准时，一整天都喜欢在老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猜一定是在锻炼身体希望快点痊愈，说不定还能在“千禧年”那天晚上出去看烟花呢。
那个时候已经离2000年不远了，我想到那时候，一定要给他们两个抢个好位置，然后拉着他们的手挤在人群中，看漂亮的烟花。
他们都躺在床上听我说，两个人像落光了大牙的某种动物紧紧地抱在一起。
其中一个笑着说，我这么孝顺，就给他们当孙子算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买卖，就答应了。
晚上回家时，老夫妇给了我一大包蜜饯干果，说是明天要去医院定期检查，可能要住院几天，这些就留下来当给我打牙祭吧。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啊？”他说：“家？哪还有家，我们都是没有家的人咯，就在医院里等死吧。”
他的眼神黯淡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个词，这只是一个表达词，还是把我也算上了？
在一段时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对老夫妇，我也还是喜欢端着板凳趴在窗台上，可是里面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没有，就连桌椅板凳都统统消失了。
听我父亲讲，那个房子已经变卖了，得来的钱已经交给养老院做安葬费。
我想，在养老院里面，应该很幸福吧，大概也可以看到烟花吧，也会有很多人陪着他们，希望人群不要挤到那个中风的可怜老人，因为他还没学会用拐杖走路。
那时的我年少而无知，根本不知道养老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只是好奇地将它划分到类似于老人幼儿园一样的地方。
直到长大后某一次义工，我才真正接触到养老院。我看见走廊拐角贴满了各种禁止的红色标签，才知道原来养老院里面是不允许放烟花的，也不是像幼儿园一样幸福，那更像一个宣布你等死的墓地。
我看到里面那些半身不遂的老人，口齿不清地喝着粥，干瘪的的嘴唇上黏糊糊的口水，没有丝毫尊严和人格价值，任由那些医生掀开私处，看你有没有尿床。
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还可以走走，但是也走不远，就像劳教犯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我想到那对老夫妇当年也是如此境遇，心中就很难受。
我想起一句这样的话：你所向往最美好的老年，也不过是向死神签订一份体面的协议。
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种地方，甚至看到“养老院”这样的词汇，都会想起那样的场景，让我的胃翻腾得很厉害。我也心中暗下发誓，绝对不要自己的家人在年老的时候住进这样的地方。
初三下学期，母亲和父亲的事情依然没有解决，母亲索性又出去打工了，身边那个叫“李叔”的人也跟着她一起走了。
我倒也见过他，有点像北方人，比我父亲高出一个头。说起话来是一种低沉的声音，和我母亲那种柔和的音调倒也十分搭配，特别是当母亲骂他，而他唯唯诺诺地回应时，我甚至都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气氛。
我知道我已经在心里背叛了我父亲，或是背叛了以我为阵营的那个“家”。
送别之前，我对父亲说，我要留下母亲。大不了死死地抓住母亲的手不让她走，别人看见了就撒泼打诨，说是自己别拐骗了，怎么也要留下她。那时候我似乎已经做好了完成我最具有历史性的一刻的准备，父亲似乎默认和期许我这一做法。
不过在火车站时，人群依旧很稀少，也只有大人，没有小孩。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如果我的中考考上重点高中，就接我到大城市读书。我听后满心欢喜，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坐火车了。
旁边的李叔和蔼地笑着，他也摸摸我的头说：“下次看见你就是大小伙子了，有机会带你坐飞机。”我乐开了花，目送着他们远去。我完全忘了在来之前，决定用苦肉计来挽留一下母亲这样的想法，我在现实的引诱下再一次地失去了发挥自己身为“儿子”的作用。
回到家，父亲一脸沉重地坐在桌子旁边。他以加班为借口没有去送别母亲，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在很久之后的某天，父亲说，那天其实他去了，只是很远很远地站在站牌后面看着我们。
他说，自己觉得前面那两个深爱的人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站在一起更像一家人。
我听后后脊梁一凉，生怕父亲质问当年我问什么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不过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还是那种闷葫芦一样的表情，不过以父亲的性格来讲，他或许更加懊恼自己没有勇气去挽留母亲，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我这样一个没有坚定立场的孩子身上。
再后来我又觉得，父亲当时一定沉浸在“深爱的两人和别人在一起更像一家人”这种巨大的悲伤之中，而不是沉浸在懊恼自己的无能当中。我权衡过悲伤和懊恼在父亲心中哪个占据的位置更多一点，也许这些都有。
随后的下学期，我一直都努力读书，认真程度甚至让别人认为我受刺激了。我告别了那些热烫烫的田埂和插科打诨的伙伴，因为我知道，要想坐火车一定要有个合适的理由，比如说读上重点高中。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好好读书就会离开父亲，这样的想法在我已经背叛过父亲一次的基础上，更加让我揪心。
所以我在家里时不时地找些借口帮忙父亲做些事情，以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亏欠。不过父亲什么都不让我做，要我老老实实地读书，末了，加上一句：“这样我就可以送你到大城市读书了。”
我听后反复揣测着他的意思，直到我后脊梁又是一凉。
从此父亲忧郁的时候开始比开心的时候多，他总是一个人做完事后默默地抽着烟，或是给我炖汤的时候走神，直到沸腾的汤滚落到地上。
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在烦恼什么。我有时候会问他，他有时候絮絮叨叨地说一点，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缄默不语。
他喜欢开玩笑把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都归结于自己老了这样的借口上，听得我心里酸酸的。
而别人开始对我说“你父亲有白头发了”，我才猛然觉得原来父亲真的老了。我开始害怕父亲的衰老，尽管那个时候我父亲才40出头，但是我害怕在我没有能力赡养他的时候，父亲只能像那对老夫妇一样变卖家产住进养老院。
我也开始忧郁了，尽管我和父亲忧郁的原因不同，但是我也开始烦恼什么了，担心什么了。
我甚至有一天鼓起勇气对父亲说，就算考上重点高中，我也不去外地，我不要离开他，我要在这里养他一辈子。父亲只是轻轻地说“你什么都没有，怎么养我”，反倒是他自己要来养活我。
父亲风轻云淡的语气把我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慷慨陈词、多愁善感，轻而易举地歼灭了。
中考后，我勉勉强强地进了一所重点高中，就连我都在庆幸，生怕分数线稍微晃动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父亲在那段时间开心的时候比忧郁的时候多，特别是有人夸赞父亲有一个多么争气的儿子的时候，他眼角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不过随即又沉寂下来。
母亲打来电话问我的成绩，知道分数后她在电话那边笑得快岔气了，我把电话拿给父亲，父亲不愿接。于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任何话都变成了“你问下你爸”“你问下你妈”这样的句式，我也就经常变成了“爸，妈要我问你”“妈，爸刚才说”这样的传递员。
就在要到“千禧年”的9月，父亲和母亲正式离婚。母亲和李叔结婚，然后我过继给母亲，这样我就有了城市户口。有那么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就要彻彻底底地离开父亲了，就像连血缘关系都会稀薄了一样，让我心里凉透了。
不过，父亲在我要走的那几天倒是年轻了几岁一般，活蹦乱跳地帮我收拾好一切。说：“要在高中好好学习，不要掉以轻心，争取再考一个重点大学，这样我们家就有了第一个大学生了。”
“还要和母亲好好生活，只要那个李叔不亏待你就不要和他作对，怎么说以后你都要叫他‘爸’的，但是你受欺负了，就回来，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个家呢。”
我说：“我只有一个爸爸，就是你。”
父亲听了，只是摸摸我的头，笑了一下，不说话了。我想这是我对于父亲最坚定也是最后的忠诚和决心了。
在那个9月我头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得一塌糊涂。在热辣辣的午后，他在车窗外对我挥着手，就像一个孩子，而我是那个即将离开他的大人。
原来人生的角色是时常颠倒的，而我总是那个后知后觉的人。
高中比想象中更累，我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完成自己的梦想。还好在母亲那里，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房间，不像在父亲那里和父亲共用一个房间，我偶尔也会花些时间去打扮自己的卧室，但无非是贴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和明星。
还是会经常给父亲打电话，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青春期的到来，让我感觉和父亲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我在逃避父亲打的电话。还好母亲和父亲开始说话了，我想说的和不想说的，母亲都会替我传达给父亲。
而李叔真正像父亲说的那样成为了我今后“爸爸”的存在，但是我一直没开口叫他“爸爸”，我想这是我最后守护父亲的坚持了吧，因为我把心中“家”的位置一直留给我父亲。
在“千禧年”的时候，我辞去和母亲还有李叔一起去看望外婆的提议，独自一个人背着行囊回家看望了父亲。
父亲看见我回来后，高高兴兴地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几年没见，手艺倒还见长了。父亲人还是老样子，就是没有了原来那种精气神了。晚上我陪着他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笑声和窗外的烟火一样灿烂。
他突然对我说，原来隔壁的那对老夫妇在我读高中后不久就双双去世了，我的心中咯噔一声，想起小时候去他们家里吃零食的画面，还有说要给他们抢位置看烟火的承诺，脑海里空荡荡的，感觉突然少了一些东西，现在什么都没有。
到底还是没有等到看千禧年烟火的时候啊。
我和父亲一下子就沉浸在不同却又相似的回忆中，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这样的话题总是让人感到沧桑和落寞。电视机里的小品和歌舞再也无法提起我们两人的兴趣了，只有那电流声“咯吱咯吱”地响起。没过几天，我就匆匆回母亲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