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页（9795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50年代，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考古、语言、历史、近代史、经济、哲学、少数民族语言(后合并到少数民族研究所)、法学等研究所。60年代又陆续建立了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世界经济、世界历史、世界宗教、外国文学诸研究所。1977年在该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又有所增加。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拥有33个研究所和两个研究中心，学科构成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经济研究所分化和发展为农村发展所、工业经济所、财贸物资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新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所、政治学所、新闻学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所、台湾所、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南亚所以及归并来的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并成立了文献情报中心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6年全院各类人员总数已达4926人，其中研究人员共2336人。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也先后建立了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年来，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又有了很大发展，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成立了社会科学院，总人数已达7000人以上，其中研究人员约4400人。除社科院系统外，党校系统、高校系统、军事院校系统、实际工作部门等都有规模不等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仅高校系统文科教师就有45000人，并约有130多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达4000余人。到1986年，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已达542个，专职研究人员18000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阶段，一批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艾思奇、翦伯赞、李达、侯外庐、何其芳、孙冶方等，他们功力深厚，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贡献卓着，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拓和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努力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并用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度出现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在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方面，其间，《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皆已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出版了近20卷，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各4卷。另外还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着，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着，在哲学方面，有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侯外庐编的《中国思想通史》(5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在经济学方面有薛暮桥等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许涤新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在史学方面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更》(修订本上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周一良、吴于瑾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本)等。在文学方面有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王瑶、蔡仪、丁易、张毕来、刘绶松等人的5部现代文学史着作等。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王力的《汉语史稿》(上册)、《汉语音韵》、《汉语语音史》等。

这一时期，在民族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50年代，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学院等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综合调查工作，参加者达千人之多，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另外还组织了700余人的队伍，分别对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查。在调查和普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语言简志及大量调查资料。考古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发展更令人瞩目，这一时期以田野考古为主的大面积发掘工作遍及全国。蓝田人、马坝人、丁村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等的命名，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富河文化等大批史前文化的发现，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的出土，都引起了世人的极大重视。

综观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研读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探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线索和发展规律。50年代初在知识界开展的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克服和抵制唯心主义，提倡和发扬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收到了显着的成效。在哲学领域，研究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精神面貌。在史学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体系和见解，科学地探究和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重新确定古代和近代的概念；把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在文学方面，将历史唯物主义引进文学领域，重视探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时代政治的关系等。

(二)研究视野逐步开阔，加强了对学科发展总体布局的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传统学科研究得到了普遍发展，如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而这些学科中的学科发展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的研究尤为深入，发表的着作影响也较大。学者们对这些学科中的古代部分的研究尤见功力，如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历史、古典文学等的研究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提倡“厚今薄古”，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的论着也大量涌现。为了开阔研究视野，加强对学科发展的总体布局，1956年制定了全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社会科学也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总体布局规划，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很多计划未能实现，但这一规划的制订对明确社会科学研究战略发展方向和需要研究的重点课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初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1956年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在哲学方面，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真理的阶级性、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唯心主义的评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对立统一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美学问题等，都进行了热烈的争鸣。在经济学领域，这一时期开展过的讨论有：过渡时期经济规律、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高速度与按比例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按劳分配，生产力等问题。在史学方面，这时期针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古代史的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战争、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让步政策及打破历史编纂中的王朝体系等问题开展了学术争鸣。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开展讨论和争鸣的问题有：关于文学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美学、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艺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题材问题、关于“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关于诗歌的发展、戏剧冲突和历史剧等问题。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开展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现代汉语规范、文字改革、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语言形式和语法意义、汉语的主语宾语、汉语的词类、语法体系、方言与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和文字的制订与改革等问题。在其它学科领域，也开展了有关学术问题的争鸣。

但这一时期，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思想对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的影响，以致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出现了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良倾向，并在学术争鸣中混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往往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虽有一定的开拓性研究，但更多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释和说明。在哲学、经济学研究中，许多论着虽然能够自觉地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研究，为党的现行政策进行论证，但这种仅限于对现行政策所作的解释和论证，由于当时许多政策缺乏科学性，其理论上的论证也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史学领域，过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注重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出现了研究领域过窄的现象，致使政治制度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边疆史等很少有人涉及，有的甚至成为空白。在文学研究中，对中国作家作品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较多的注意作品的社会背景、作家的世界观、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等因素，轻视从艺术角度和美学角度进行分析和介绍，在“作家身份决定论”和“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下，排斥和压抑了一大批作家和作品。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为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对西方现代、当代作家、作品则很少问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更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只强调狭隘的政治观念，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其它领域，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限制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使社会科学研究中“左”的倾向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更趋严重，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方法，致使一些正确的理论在错误的批判中被扼杀。例如关于尊重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关于要批判唯意志论、关于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关于要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肯定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效益等的正确意见和主张，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这一时期，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对李平心的“生产力论”的批判，对孙冶方“利润挂帅”的批判等，使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及其理论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第二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即十年内乱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被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几乎陷于完全停滞的境地，即使在个别领域有过一些“研究”，也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厥。如在史学领域大搞“评法批儒”，歪曲历史、影射比附，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制造舆论。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是第三阶段，即新时期。“四人帮”的覆灭，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学术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经过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得到大解放，社会科学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空前大发展时期。传统学科的研究更加深入，新的学科不断建立，一些长期被视为“禁区”的领域被突破，学术界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学术上的民主研讨，重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

(一)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它除表现在科研机构的增加、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讨论的活跃外，还表现在科研成果的成倍增加，大批论着的纷纷问世，社会科学事业成就突出。无论是专着、论文、译着，还是各种类型的工具书、古籍整理、文献索引编制等的科研成果都远远超过前27年的总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从1979年至1986年，全院共出科研成果66754种，其中专着1234种，调查研究报告2801篇，译着2576种，工具书227种，论文和资料编写则数以万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文版已出齐。1981年1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恢复，从1982年到1985年在古籍点校、史料汇集、档案整理等方面已出版有《甲骨文合集》、《佩文韵府》、《殷周金文集成》及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校点等1400余种。在大型工具书方面，总共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科学方面已出版了《哲学》(2卷)、《宗教》、《法学》、《教育》、《体育》、《中国文学》(2卷)、《外国文学》(2卷)、《戏曲曲艺》、《民族》、《考古》各卷。《辞海》(1979年修订本)、《辞源》(修订本)《藏汉对照大辞典》等已问世，《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已分卷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已出多卷)，各种专业词典，如《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宋史卷，《经济学大辞典》工业经济卷、社业经济卷、商业经济卷、世界经济卷、金融卷、财政卷、《近代史词典》、《法学词典》、《宗教词典》等纷纷面世，各种年鉴如《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薪闻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按年度分别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0卷本中文版亦已出齐。

随着学术活动的加强，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恢复和建立，仅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到1986年即已达到200多个。各种学术会议提交了大量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各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大大加强，仅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79年至1985年，先后接待外国学者即达1056批，共3214人，同时先后派出中国学者出访、交流和进修810批，共2246人。

(二)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新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紧密联系实际的论着大量涌现。这些研究破除了50一60年代“六艺注我、我注六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寻章摘句或利用经典着作中的现成答案为我所用的教条主义及僵化模式，在研究中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科学探讨，诸如在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异化概念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与形式问题、经济战略发展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等方面，发表了一批有见地的论着，写出了许多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政策建议、改革方案。尤其在经济学领域，发表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着作，如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许涤新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杜润生的《联产承包制和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等。

(三)思想空前活跃，争鸣异常热烈。新时期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批判了极“左”思潮，摆脱了教条主义、僵化模式的桎梏，思想得到解放，学术界重新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些争鸣有的是对过去争论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的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大胆探索，有的是结合学科理论建设和科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的讨论。对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则更为热烈。在哲学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关于改革的理论与方法、新技术革命与农会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概念问题、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问题、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问题的讨论。在经济学领域，就生产关系如何适应当前生产力变化进行调整的问题、多种经济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如何尽快建立、按劳分配、雇工问题、经济社会战略问题等发表了大量各抒已见和不同学术观点的论着。在史学领域，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怎样认识和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人物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有关问题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除此之外，还对历史认识论、史学中的中介研究、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史学中的运用等新课题进行了探讨。在文学方面讨论的问题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于形象思维、真实性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关于文学是入学、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典型问题、现实主义的批判暴露功能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问题等。

(四)拓展了研究的领域，扩大了研究的课题。

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使传统学科的研究更加深化，急需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新兴学科的研究异军突起。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人口学等过去一直遭批判或受冷落的学科近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对台湾、港、澳的研究也设立了专门机构。对世界各地区或国别的专门研究得到加强，改变了过去“作茧自缚”、“闭关锁国”的自我封闭状况，开阔了对世界认识的视野。

当代社会科学和整个科学发展一样，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相结合，以综合为主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汇流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社会科学结构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众多的知识综合生长点和学科渗透结合部出现了对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近几年来对管理科学、科学学、未来学、创造学、潜科学等的研究正在掘起，和当代社会生活相关的新兴学科正在衍生、分蘖。即使在传统学科中，也已出现了很多新的分支学科，诸如经济学中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五)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当代自然科学普遍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普遍的哲学方法论层次上的探讨及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上的探讨和特殊科学方法论层次上的探讨，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1980年11月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以后，方法论的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自然科学中的语言、科学研究中的机遇、形象思维和美学作用、科学研究中的想象、直观、灵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如综合创造法、追踪法、类比法、还原法、反求法、比较异同法、立体思考法、系统想象法、模糊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有所反映。另外，比较研究中的总体比较、平行比较、交叉比较、内部比较、外部比较、历史性比较、逻辑性比较等方法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所应用，而定量方法、统计方法的运用，正在逐渐改变着社会科学传统研究方法中的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方法。近几年的“三论热”在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中引起了反响，如用系统整体优化原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使体制的动力性能和平衡性能在互相约束中达到整体优化；在文学领域中，利用系统论研究鲁迅作品中阿Q的形象；在史学领域中，应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等。尽管学术界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聚讼纷纭，但这种大胆探索的本身意义将大大超过其研究内容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在打破学科内部与学科之间的分割和封闭状态，加强学科的宏观研究，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为决策服务，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诸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研究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飞速发展的社会变革的需要。尽管在一些领域中针对现实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就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来说，理论还严重脱离实际，在传统学科领域中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个体手工业者劳动的研究方式等都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学科构成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势仍集中于传统学科，许多急需建立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尚未建立，很多领域至今仍为空白。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封闭性，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使横向联合很难实现，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以解决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另外，很多研究课题内容重复，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由于知识的激增，情报源大量增加，而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工作还十分落后，社会科学情报网络尚未形成，研究工作缺乏现代意识和现代化的手段，科研人员为寻找资料要耗费大量精力，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科研工作的进展。科研管理和科研体制也亟待改革。

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进行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体制改革、科研管理改革。应理论联系实际，要敢于创新、勇于探索，要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发现和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并用以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发挥理论的现实作用、超前作用及反馈作用，要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根据。社会科学应大力发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使研究工作由常规层向宏观层拓展、向微观层深化，进一步变静态型科研为动态型科研，变常规型科研为创造型科研，变封闭型科研为开放型科研。要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和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要加强学科构成的建设和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为了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现代化的落后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情报资料工作，尽快建立全国信息中心，做好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和网络建设工作。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