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城的变迁、历史地位及建都原因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00页（1954字）

这是近年北京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见解不一。关于燕都的地理位置，郭仁、田敬东的《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研究论文集》，1980年)认为琉璃河董家林村发现的古城遗址即应是周初的燕都(召公的始封地)。常征的《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北京史研究论文集》，1980年)认为，武王克商后，召公所封之燕当在今河南郾城县，，只是在周公削平管、蔡之乱时，才从河南迁至北京地区，初居于涞水沿岸之旧邑，旋即在今董家林村营造“燕城”，大坊山、百华山等因临此新建燕城才得名燕山。关于蓟城的位置，北京史学界多年以为在今北京宣武区白云观一带。1974年在白云观附近发现一处古城墙遗址，但同时也发现一座压在城墙下面的东汉墓，显然此古城只能筑于东汉以后。这样，春秋战国时期蓟方位又成为重新探索的问题。常征的《辩蓟丘》(《中国古都研究》，1985年)认为燕襄公迁蓟的初都在今石景山区北部磨石口、金顶街一带。李江浙的《蓟丘蠡测》(燕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认为蓟丘在今北京八宝山、黑山附近。王玲的《蓟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周围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认为，燕国蓟城仍应在广安门附近，不过比西晋后的蓟城向东偏移许多。

论述秦汉蓟城至金中都的文章中较有新意者，有徐兆奎的《北京附近几个汉魏古城位置的商榷》(《史苑》第1辑)，对汉魏蓟城附近的昌平、安乐、潞县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指出了古人着述中的舛误之处。于德源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始据蓟城的年代》(史苑》第1辑)，对十六国及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始据蓟城年代作了辨析。徐自强的《论唐以前蓟城地区的发展》(《北京史苑》第1辑)、鲁琪的《唐幽州城考》(《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等对唐前蓟城的发展特点、唐幽州的城址和城内街坊方位进行了论证。赵其昌的《唐幽州村、乡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填补了幽州村、乡研究的空白；他的《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集)探讨了辽代燕京的街坊和市的布局及燕京与唐幽州的继承关系。洪源的《金中都消逝述略》(《史苑》1983年第2辑)论述了金中都夷为平地的过程。

研究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的论文有侯仁之的《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第3期)，该文认为元大都皇城建筑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宫廷广场从宫城处迁到皇城外，突破了唐宋以来的传统，清初又加强了广场封闭程度，突出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主题。王灿炽的《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和《元大都钟鼓楼》(《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对元大都各城门、钟鼓楼的旧址进行了考证。傅公钺的《明代北京的城垣》(《北京文物考古》)、雷大受的《“庚戌之变”与北京外城修建》(《北京史苑》1982年第1辑)等论述了北京明代城垣修建经过，修筑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坡制变化。关于明朝建北京的起始年代及燕王府与元故宫的关系，历来其说不一。王剑英的《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欧志培的《北京故宫始建于永乐十五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等均认为永乐四年只是“诏建”北京，实际并未动工，直至永乐十五年方始营建，至永乐十八年竣工。王璞子的《燕王府与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认为，紫禁城宫殿量大功繁，绝不会在永乐十五年才开始营建。关于元故宫是否于明初已拆毁以及后来的燕坻是否就是元大内，也有歧见。

另外，唐晓峰的《从考古发现论证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交通条件》(《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徐苹芳的《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俞伟超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陈正祥的《北京的城市发展》(《中国文化地理》)、陈传康的《北京的感应和行为地理研究》(《经济地理》1982年第4期)、侯仁之的《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历史地理》第2辑)等论文从宏观上论述北京城发展规律，从不同科学的角度对北京城起源及变迁进行综合研究，既有新意、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常润华的《隋唐时期幽州的历史地位》(《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王玲、毛希圣的《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燕京春秋》文集，1982年)、丁山的《论金海陵王迁都燕京》(《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辑)、李晓菊的《论金完颜迁都燕京》(《东北师大学报》1984第6期)、阎崇年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中国古都研究》，1985年)等，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北京历史地位和建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