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3：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3页（8060字）

该模型认为，科学实际上与其他活动没有什么不同，科学带来的确定性并不享有任何特权——此看法依赖于下述事实，即科学不仅仅是简单的语句转译。第三种模型指出，科学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实践，它的文化和社会成分与源于话语秩序的限制同样重要。

科学生产的本性

模型1欣然地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语句的范围之内，并假定语句是透明的，其意义仅仅处于语句系统中。然而，正如语言实用主义者教导我们的那样，如果没有语境，语句将丧失意义。模型3采纳了上述观点，并强调了非命题要素［默会技能］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

库恩［1962］和维特根斯坦［1953］这样的研究者所做的贡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概念、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以及经由案例的学习，都强调了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重要性——波兰尼［1958］发展了此概念，用以解释非编码化信息的传播。某些知识——例如与仪器的运转有关的知识，或者对这些仪器所得出的数据的解释——无法在明确的语句中得到表达。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事业依赖于地方性的能知(know-how)⁽²⁾、职业技巧和那些无法被轻易替换的规则。只有形式语句的工具性环境与人类所掌握的知识相互一致，它们才能得到传播和理解。弗兰克(Fleck)［1935］以及后来的拉韦茨(J．Ravetz)［1971］很好地发展了这一论题：“在任何方面，科学研究都是一项技能性的活动，它依赖于大量非形式化的、部分具有默会性质的知识。”［第103页］科林斯(Collins)在几项研究中大大丰富了上述主张。例如，在对制造TEA激光器的研究中，他指出知识的传播无法被还原成简单的信息传递：“要点在于，技能的传递不是通过书写词汇这一媒介进行的。”［H．科林斯，1974］因此，科林斯区分了编码模型(algorithmic model)和文化适应模型(enculturation model)。在前一种模型中，科学是编码化的透明信息的生产；在后一种模型中，默会技能和学习非常重要——科学语句往往是晦涩的，其意义既不能还原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也不能还原为语句体系所表达的内容。如果考虑到实验重复的问题，那么编码模型和文化适应模型之间的区别就变得不可或缺了。实验的再生产往往暗含着科学家与实验安排之间的紧密互动；整个文化的传播伴随着这种能知、这些观看和解释方式，以及这些观察语句。⁽³⁾正如科林斯［1974］所说的那样：“科学家们只有在他们取得过成功的实验室里呆上一段时间，才能够成功地建造自己的TEA激光器。”对文化适应模型的确认具有普遍的意义：人类［从事操作和解释活动的人］的实践与实验装置、草案(protocols)以及观察语句或理论语句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把语句从这一整体中抽取出来，并把它们转换成科学生产的优先目标，就会使它们脱离语境并丧失意义。

行动者

在科学知识发展的动力学中，行动者并不局限于实验人员和理论家。在一篇极具建议性的文章中，科林斯和平奇［1979］引入了所谓的构成性讨论会(constitutive forum)和暂时性讨论会(contingent forum)之间的区分。他们告诉我们，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群体是如何进行动员的。这一系列的群体依赖于有待研究的特定情境：制造商和销售商、传媒、国家机构、拥有工程师的工厂，甚至外部压力集团［哲学家、伦理委员会等等］——任何或所有这些群体都可以参与其中。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界变动不居，而且是可磋商的。但是，对于分析而言，重要的是寻找到研究人员范围之外的限制、要求和利益等影响科学知识的那些机制。在一项关于大德文郡论战(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关于地质学的争论——的范例性研究中，鲁德维克［1985］追踪了那些对19世纪30年代的这场关于［德文郡式的］地质层的存在问题的争论有直接或间接兴趣的各种行动者。他真实而有深度地研究了所有这些人物，重构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且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制度框架中。怀斯［怀斯和史密斯，1988］对开尔文勋爵的研究，沙弗尔［1991］对天文学家的研究，麦肯齐［1981］对统计学诞生的研究以及佩斯特［1990］对路易斯·尼尔的研究，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

那些在实验室中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受到了关注。在模型1和模型2中，技术人员无处不在，但都是些透明的影子罢了。他们做实验、收集数据，并确定测量方法；然而，他们的工作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影响，他们的作用类似于仪器装置。社会文化模型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不但强调了实验工作，而且还把那些做实验和准备样品的人囊括其中。在一篇颇具启发意义的文章中，夏平［1989］对这样的恢复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诺尔［诺尔－塞蒂纳，出版中］则强调了博士生在实验室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当然，研究人员并没有被遗忘。他们的能力被多样化了，不仅包括表达和解释编码化的规则系统的能力，而且包括制定和控制默会技能或技艺规则的能力。研究者［这个范畴必须包括技术人员］从事着操作、译解、审视、修补、解释和推理活动［诺尔，1981；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林奇，1985a］。进一步说，他们还能够学习和记忆。虽然学习的概念在该模型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考察。在文献中存在几种不同的研究学习的方法。贝叶斯分析法(Bayesian analyses)强调了在强化和改变主观的概率方面，知识所具有的概率品格以及实验的重要作用［赫斯，1974］；其他的方法则求助于皮亚杰的理论或者人工智能理论［梅，1982］，或者求助于格式塔心理学［库恩，1962］。这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取向，潜在的假设都是很清楚的；行动者的学习能力赋予他们以历史的深度［他们确保了知识的某种连续性］和发明的才能——即重新确定行为的路径和规则，这可以让人明白，为什么科学不仅仅是重复的。

对默会技能和学习机制的强调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社会群体。互动只有在某个共同的文化框架中才能得到发展，科学活动也不例外。这个假设源自于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是指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是指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科学能力及其生产。在科林斯看来，它的核心内涵是承担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基本行动者。它把那些共享同一类问题和文化的研究者组织在一起。科林斯还援引格拉诺夫特尔［1973］的观点，认为如果某研究者步入了某些非同寻常的、非典型的社会关系，那么他的影响就最大［参见马尔凯，1972］。沙弗尔［1991］也采纳了类似观点：“这两种网络之间的协调十分关键，因为天文台的管理人员与实验天文学家可以相互合作，把他们的控制范围拓展到天体力学的边界之外。”［第6页］科学群体的结构类似于社会网络——它们可以变得更稠密，也可以更加逼近自身、发生断裂或者相互融合［克拉内，1972；马林斯，1972］。这些网络的动力学有赖于其成员所遵循的关系建构的策略，社会网络的每一次转变都包含文化的转变。

模型3的维护者对介入知识的制造过程的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支持者”］都进行了分析，从而拓展了分析领域。这样，他们在不陷入还原论沼泽的前提下，赋予了自己的描述以与众不同的社会学特色。社会学第一次对科学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深度和对细节的关注程度与研究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没什么两样。

潜在的动力

为了解释科学活动的动力学，你无须给出新的社会学说明。巴恩斯［1977］最清晰、最系统地表述了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我们在哈贝马斯的着作中也可以发现此传统的痕迹，巴恩斯写道：“知识的增长受到两种强烈旨趣的刺激——对预测、操纵和控制的公开旨趣，以及对合理化和说服的公开旨趣。”［巴恩斯，1977，第38页］因此，在夏平［1979］所研究的颅相学论战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政治旨趣和认知旨趣的混合体。澄清额窦(frontal sinuses)存在的可能性，不仅是要认识大脑，而且也是为了在爱丁堡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组旨趣；如果某些人［例如我们自己］发展了科学，那么这也是因为偶然的历史原因。与预测和控制相关的旨趣已经得到了强化，而且已经被嵌入特定的制度中了。

更宽泛地说，在模型3中，对潜在的科学动力学的解释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特定的社会学模型。我们刚才提到了巴恩斯的宏观社会学，但是这在微观社会学中也是非常可行的。在皮克林［1990］最近的着作中，我们发现他的解释并没有区分科学家和其他以目标为导向的社会行动者：“从事科学是一项实在的工作。”［皮克林，1990］科学是一种实践，对它的分析类似于其他所有的实践；研究者拥有自己的资源，试图实现其目标，并努力在分离的、有时候是棘手的要素之间建立连贯性，这些要素构成了他们的环境［工具、理论模型和实验模型］，而且其中的某些要素可能会抵制任何类型的重组。在梅洛－庞蒂哲学的影响下，诺尔［1992b］对她所说的高能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知识文化”(epistemic cultures)给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描述。她强调了科学实践的非统一性，这种实践依赖于“它们的符号取向和对符号的处理，依赖于它们与自身的关系，依赖于它们在主体与自然对象之间建立联盟的形式，也依赖于它们把握和参与研究中达到真理性效果的一般途径”。［第3页］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民族志方法［林奇，1985a］、符号互动论［克拉克和格尔森，1990；藤村，1992a；施塔尔，1989a］或者文化人类学［赫斯，1992；特拉韦克，1988］。所有这些研究都依赖于这一假设：科学是一项人类活动，它比较特别，但却没有理由要求人们改变分析工具。对科学发展做出可能解释的种类与社会学理论一样繁多!

共识

对科学家之间的共识的解释方式，必须等同于对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共识的解释。布鲁尔［1976］的“强纲领”原则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方法论注释。因为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科学家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类似，所以共识、分歧、成功和失败无须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科林斯对重力波所做的范例性研究就是上述看法的一个例证。正如戈林斯基［1990b］所说的那样，对于科林斯而言，

实验潜在地具有开放性的目标。在他看来，自然界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在实验人员身上强加某种特殊的解释……证据往往非常多，因此无法与解释图式协调一致；证据往往也很少，因此不足以在任何可能的替代性图式之间做出选择……只要批评者可以找到支持反对意见的资源，那么争议就会持续下去……对于那些希望否认这一看法——即人们已经恰当地重复了某个实验——的批评者来说，总是可以在此实验的两个版本之间找到显着的差别。［第494页］

科林斯［1985］把这种类型的争论称为“实验者倒退”(experimenter’s regress)。仍然没有得到解释的是，具有不同的旨趣、能知的知识和实践的参与者为什么最终认为，争论已经结束了。

社会文化模型给出的回答可以分为几类。首先是相当传统的宏观社会学解释。因为共识从来就不依赖于毫无争议的证据，所以共识的建构仅仅取决于社会力量的状况，特别是那些处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或参与争论的研究群体的状况。爱丁堡学派［巴恩斯、布鲁尔和麦肯齐］进行了许多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政治、经济或文化利益的影响建立了某种权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对于某一特定的结果具有促进作用。这种研究进路有时候可能具有决定论和机械论的色彩。因此，人们有时候主张，可辨别的外部群体或社会阶级给予他们所赞同的科学家以力量。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可以独自选择自己的同盟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盟并不会使科学误入歧途，因为自然界很模糊，实验也非常复杂，所以它们无法支持不同的意见和判断。从来就没有无可争议的良好理由可以促使人们选择某个而不是其他理论，同样，在不威胁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的情况下，社会学还是有解释空间的［巴恩斯和夏平，1979；沃利斯，1979］。

另一条研究进路运用了诸如信任这样的概念。例如，在关于太阳微中子的研究中，平奇［1986］精彩地说明了，在设计和指导实验的整个过程中，信任氛围的建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不同学科代表之间的联合，通过把他们所遇到的反对意见纳入思考的范围当中，这一研究项目变成了一项基于互惠关系［信息交流等等］的集体性事业；对研究结果的共识是这一日益增长的信任所带来的成就。在实验的概念化和现实化以及精心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本质和范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识的可能性，正是这样的共识阻止了持续不断的实验倒退。这种类型的分析与博弈论的发展［阿克塞尔罗德，1984；克雷普斯和威尔逊，1982］之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研究。

对工具本身的操作可能会有助于共识的产生。科林斯的研究已经表明，重复某个实验的困难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实验仪器之间的差别。正如科林斯所认为的那样，工具的标准化和校准缩小了差异的可能性，并对共识起着促进作用。如果没有校准，那么人们就会回到沙弗尔［1989］所说的境况中去。在对牛顿的棱镜折射实验的研究中，沙弗尔对此境况作了精彩的描述：

牛顿的“定律”对于里兹蒂这样的实验人员来说是无效的：这个意大利人声称：“恰当的境况是，在实验支持牛顿定律的地方，正是牛顿定律的棱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在实验并不支持牛顿定律的地方，棱镜所起的作用就很糟糕。”对于这样的批评者而言，牛顿的棱镜从来就不是实验哲学不言自明的设备。［第100页］

工具的这种不言自明性——由科学家制造，并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越来越重要——“让自然界为自己说话”［达斯顿和加利森，出版中］，并带来了实验方法的黑箱及其标准化［拉图尔，1987］。当然，这一共识反过来也依赖于协作和妥协，后者必须被再次研究。然而，如果人们取得了共识，那么它就会被嵌入得到校准的工具中，并为新的共识提供牢固的基础。这也许会提醒人们在消极工具［弗兰克，1935］和积极工具之间做出区分：前者不会被重新思考；而后者则不断演化，并会引起争议。消极工具构成了人们运用论证和反论证的共同基础。它们提供了共同的尺度。G．巴士拉［1934］的“现象技术”概念在他那个时代，对强调由工具带来的共识的重要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工具使理论具体化了——人们运用这些理论来支持此种工具，所以分歧变得困难起来［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对某个语句的反驳暗含着对工具及其刻度的反驳。正如加利森［1987］精彩表述的那样，理论被“硬件化”了。

最后，社会文化模型允许人们使用现有的所有方法。“终止争论”的可能机制以及对这些机制的所有可能的研究都是无止境的。

社会组织

矛盾之处在于，社会文化模型对组织和制度形式只有有限的兴趣。这一观察结论不仅适用于科学活动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科学活动的内部组织。

规则的概念也许是适合于解释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全面地管理科学实践——的最好概念之一。规则既是隐含的又是外显的；它们并不外在于行动，相反，它们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得到解释、阐明和转换。此外，它们既是社会的又是技术性的，它们确保了最低程度的连贯性，并使得预测和讨论成为可能。它们与社会群体的激增及其身份的多样性也是相容的。多多少少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的规则，构成了权力关系及其影响赖以发展的支撑点。对规则或惯例之出现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往往可以丰富社会文化模型［布鲁尔，1992；法弗罗，出版中；林奇，1992；弗里斯，1992］。

因为强调了学习的作用，所以该模型就凸现了技能传播及其训练的重要性。于是便形成了师徒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实验室中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依赖关系。夏平［1989］对早期实验室中技术专家所占据的关键地位的阐释，就是这种分析的杰出例证。这种社会学把关于权力和统治的更为传统的思考重新引入了科学的世界［夏平，1988］。

最后，模型3也对科学及其环境之间的边界进行了思考——这些边界是由行动者自己在各种繁杂的情境中建构的。贾撒诺夫［1990a］对常规科学的研究、阿比尔－阿姆［1982］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政策的研究、杜宾斯克斯［1988］对高技术组织的研究以及温内［1992c］对制定科学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分析，都是这一日益壮大的分析领域的范例。

整体动力学

社会文化模型对科学知识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提出了挑战。

如果科学并不是以线性的形式进步，那么这是因为它关涉到了具有自身逻辑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观点看，巴恩斯的旨趣概念非常有用。虽然科学知识总是可以被看做是对某类旨趣——即预测和控制——的回应，但是它的内容是按照不同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构(socia1 configurations)组织建构起来的。知识打上了知识生产条件的烙印；在维护技能和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方面，库恩的研究进路具有示范的作用。科学的历史性在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得到了表达，这种历史性可以被看做是总体历史的一项功能。

更为微妙的分析方式也是可能的。例如，科林斯指出，如果不转变和改造地方性的情境，知识的传播就不可能发生。重复从来就不可能类似于它所要模仿的实验，即便工具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校准，程序已经被高度标准化了。转移涉及损失和创造、淘汰和添加。这种观点导致了马斯特曼对库恩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把范式与“维特根斯坦的”的家族相似联系在一起。他的主张是，任何关于某范式的新例证都会导致对最初范例的偏差。随着例证化的不断进行，它们与最初范例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范式最终背叛了自身［马斯特曼，1970］。科学的动力学来自于这些不断产生的偏差——这些偏差不多不少，恰恰是研究过程本身。科学之所以不断发展，恰恰是因为知识的传播本质上涉及了转变和传递。由此产生的观念是，科学动力学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历史过程；工具和科学制度、事实与现象以及概念与理论，必定是发生之事的舵轮”［皮克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