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STS的视野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页（4117字）
关于“方法”的概念，STS的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用法。最惯常的用法所关注的是数据收集和各种分析策略。它设想，研究者拥有各种工具。研究者的工作是选择适合于解决特定问题的工具。换句话说，这种用法对研究优秀与否的定义所依据的是工具及其使用的得当与否，而不是对特定工具的使用做出规定。第二种方法的概念不太在意收集数据的机制，只关注解释数据的方法。在STS中，布鲁尔［1976，第4～5页］对强纲领的四个特征的阐释，以及拉图尔［1987，第258］列举的七条“方法论规则”都是这个概念的最好例证。
解释的方法在范围上更广，语气也更具指示性。例如，在拉图尔的方法论规则中，只有一条［行动中的科学的研究律令］直接涉及数据的收集。大多数规则研究的是可接受的解释形式［例如，不要把自然或社会作为解释要素加以引证］。在拉图尔［1987］看来，他的“方法论规则所包容的并非是可以随意磋商的……，而是一个要么是，要么都不是的问题”［第17页］。因此，如果不遵循这些指示性的规则，至少解释将不再是得当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在这种方法的支持者看来是这样］。
本章之所以关注解释的方法，出于下述三种因素。第一，基于特定学科的大量文本已经出色地解决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问题。把这些分析技术应用于科学技术这个论题，肯定会带来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技术极其庞杂，所以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不可能充分地展开来研究。(2)
第二，从解释方法的角度上看，STS颇具创新性。但是除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领域之外，STS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所运用的主要是传统学科的方法。一般说来，STS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创新，而是来自于运用包容性的方法，揭示不同学科在收集数据的方式上所存在的理解之缺陷的能力。例如，实验室研究以内在主义的方式收集数据，它所关注的是，在实验室工作台上地方性地生产知识的过程。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政治学和法学这样一些外部视角的挑战，在后者看来，考察科学之外的其他标准也可以判断科学发现的可接受性［贾撒诺夫，1990a；索尔特，1988］。另一个例子是，在科学知识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提供的具体的经验证据面前，传统哲学中不切实际的知识论受到了挑战。
这种研究数据及其所揭示的各种问题的包容性方法，已经成为STS在理论发展上的主要动力，然而方法论创新的影响不一定是始终如一的。例如，实验室研究的出现令那些习惯于研究科学制度及其语言特征的社会学家感到震惊。科学实践这一全新的领域受到了社会学的审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方法论在历史中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与社会学家不同，历史学家有着考察科学家［已去世］实践的悠久传统。通过考察实验室笔记、通信和实验仪器，他们对这种考察的结果做出解释，从而形成了具有悠久传统的内在主义科学史。简单地说，在历史的范畴中强调实验室研究会面临这样的危险：为特殊化、个别化和过于微观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辩护，可能会不经意地复活某种历史主义。(3)因此，如果对实验室研究的强调有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的话，它实际上同样也会阻碍科学史的历史发展。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关注解释方法而不是数据收集方法的理由。上文已经指出，解释结构的选择对于人们所使用的数据经常具有某种寓意。因此，从分析的角度说，解释方法的选择优先于数据收集的细节。换句话说，在你确定目的地之前，任何路径的选择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正如我们下文将要论证的那样，目的地的选择也涉及了对STS的学科视野的选择。
下文将对三种解释方法进行区分——着眼于论题、着眼于问题和着眼于综合的方法，并试图论证每一种方法都与不同的STS的学科视野相对应。迪尔凯姆［1895／1938］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为这种关联性提供了经典的说明。在该书中，迪尔凯姆借助于研究主题［社会事实］和解释主题的方法［援引其他社会事实］，对学科［社会学］做出了定义。迪尔凯姆阐明了着眼于综合的方法，因为他综合了因变量［即被解释的东西］和自变量［即所列举的解释要素的类型］的特殊规定。着眼于论题的方法只对实质性的论题［因变量］做出具体的说明，而着眼于问题的方法仅对解释要素［或结构］的类型做出说明——如果关注特定的分析性问题，那么这样的要素就是得当的。这三种方法的主要差别在表3．1中得到了总结，下面的三小节将对此作详细的讨论。
表3．1 方法论类型与本领域的视野
论题的方法
STS的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着眼于论题的方法：研究者运用自己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来考察科学或技术的某些方面。默顿［1973a］对科学的制度结构的研究是这种方法的典范。从方法论上说，默顿提倡的进路从社会学中汲取了分析资源［即理论、概念和方法］。科学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是为了从中获得不同的分析资源来理解它，而是因为科学的规范结构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一般说来，着眼于论题的研究具有如下特征：(a)主要关注某个特定的实质性论题，即科学或技术的某一方面；(b)非常关心［直接或间接地］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c)即便有的话，也很少［既清晰又含蓄地］关注解释的方法。后两个问题尚未受到审视，因为一般来说，着眼于论题的研究所涉及的解释结构来自于研究者本人的学科传统，因此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STS，着眼于论题的方法包含了一种多学科的概念：它认为构成本领域的是论题——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而不是任何STS所特有的方法。根据此种概念，许多学科［例如政治科学、历史学、哲学和经济学］都可以探究本论题，而且其中的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特殊的探究方式。因此，你可以提出科学社会学或者研发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适合于既有学科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可用以研究科学或技术的某个方面。这种STS的观点强调：(a)各种既有的学科所提供的洞察力可以有效地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但是，(b)如果仅仅依赖于单一学科所提供的洞察力，那么我们的理解必定是不完全的。因此，它所暗含的观点是，本领域具有多学科的性质。为了获得充分的理解，我们对这个论题的研究必须从若干种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
综合的方法
与着眼于论题的方法一样，综合方法也试图理解特定的实质性论题。与着眼于论题的方法不同的是，综合方法假设，研究主题的特征迫使人们在诸方法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所呈现的特征只能通过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变量来加以解释。例如，在STS中，社会建构论对科学知识的看法，必然要求某些方法论的约束［例如对称性原则］。总之，与着眼于论题的方法不同，综合的方法认为，研究主题的特征要求人们使用本论题所独有的方法。这显然是一个很强的主张，因为它迫使研究者去确定，研究主题的哪种［哪些］特征使得方法论的创新成为必要，也促使研究者必须把这些特征与特定的方法论约束联系起来。
与着眼于论题的方法所持有的多学科观点不同，综合方法暗含着一种跨学科的STS观。换句话说，综合方法假设了一种为所有的参与者所共享的研究文化［即概念、方法和知识论］。这与多学科领域所具有的多重研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鲍尔，1990］。第二个基本差别涉及整合的程度。多学科方法通常是由几种不同的学科视角组成的，不同视角之间的联系很脆弱。相反，跨学科方法的分析资源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且它还包括特定学科之外的许多概念。
分析性问题的方法
着眼于分析性问题的方法赋予特定的理论问题以优先性，它认为，为了研究问题的含义，特定的方法论实践是必要的。例如，“新写作方式”(new literary forms)的分析类型(沃尔伽，1988a)所处理的就是反思性问题的变迁。同样，由于不愿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特权地位给出任何特殊的说法，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主张对科学话语作专门的分析。与着眼于论题和综合的方法不同，基于分析性问题的方法与特殊的实质性论题在细节上并无紧密的关联。例如，反思性问题并非是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所特有的。它是困扰所有社会分析的基本问题。(4)总之，基于分析性问题的方法所具有的方法论约束来自于这样的企图，即它试图解决的分析问题虽然在科学与技术中找到了例证，但是它们本身并非来自于科学技术，也不仅限于科学技术。
试图解决普遍的分析性问题的方法本质上是超学科的。它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讨论普遍的问题，因此，由此带来的方法论约束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实质性论题。换句话说，这种方法论约束适用于广泛的研究主题。目前，超学科分析的一个最显着的例证就是后现代主义。
在给出了方法分类后，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哪种方法适用于STS?与得当的技术这个问题一样，得当的方法论问题预设了某些特定的观念。技术运动的得当与否来自于某种关于社会的特定观念［即人为控制的可持续的增长；民主参与；小即是美等等］。技术的“得当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社会。同样，为STS所选择的方法的得当与否也取决于人们对本领域的看法。换句话说，所选择的方法的恰当性是以STS的定义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