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不同于实验及其组织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10页（1564字）

对实验室的研究与对实验的研究，或者与对适用于科学技术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有何不同?对实验的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并在科学论中形成了某种传统。首先考察实验。直到最近，在解释科学成果的有效性和理性的科学信念时，实验一直担当着知识论的重任，为“科学方法”的运用与成果的孕育提供了一种框架。实验是科学以经验的方式逐渐进步的单位，是理论检验和经验证实的阶梯。早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实验做出了界定；理论的检验、实验的设计、全盲和双盲的程序、控制组、要素隔离和实验的重复，所有这些概念都与实验有关。实验的优势在于：可以分离出各种变量，并对每个变量独立地进行检验；可以与控制组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避免实验人员的偏见和主观期望；可以通过“任何人”都能检验或重复实施而使实验的结果得到辩护。由于有了这样一套界定实验的方法论，人们对不同领域中实际进行着的实验过程就不那么在意了［古丁、平奇和沙弗尔，1989］。⁽¹⁾

当实验室研究转向实验室的概念时，便开辟了一个实验方法论力不能及的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它来说，实验室概念扮演了一种能提供方法论堡垒的实验概念所无法扮演的角色；它把人们的目光从方法论转向了对科学的文化活动的研究。从许多方面看，科学实验室的概念已经代替了实验概念之于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实验室使得那些从事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能在更广阔的情境中思考科学的技能性活动。这种情境是由仪器和符号的实践构成的，科学的技能活动正是植根于此。同时，这样做可以不必倒退到无视科学的技能性内容的立场上去。换句话说，实验室研究突出强调了与知识生产有关的所有可能的活动。它表明，科学对象不仅是在实验室中通过“技能”制造出来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服从于符号的与政治的解释。例如，对科学对象的解释可以通过在科学论文中随处可见的说服性的文字技巧，通过科学家在建立同盟和调动资源时所使用的政治策略，或者通过那些从内部“构建”科学成果的选择和决策性的转译来实现。⁽²⁾这种看法的寓意之一是，人们意识到在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研究不仅介入(intervene)［哈金的用语⁽³⁾］自然界，而且还——深深地——介入社会。另一个寓意是，科学产品本身被看做是文化存在，而不是科学所“发现”的自然给予。如果实验室实践是“文化性的”，不可能还原为某种方法论规则的应用，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作为实践成果的“事实”是由文化塑造的。

现在，只要在实验室研究与早期社会学对科学技术组织的研究作一下对比，就能发现，在视角上也明显地产生了类似的变化。与对科学实验的传统研究不同，对科学技术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关心这些学科的技术内容。它们的论题是作为科学技术成果的前提条件与可能途径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这样一些经典性的问题［参见科恩豪泽，1962；佩尔茨和安德鲁斯，1966］。它们尚未涉及科学事实本身是如何在这些场景中生产出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描述知识生产过程的主要机制。其实，实验室研究并不排斥组织变量；例如，资源问题、场景中的交流问题或组织单位之间的联系问题几乎在所有的实验室研究中都一再出现。只不过，这些问题的作用只是作为在实验室中可见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文化装置，而不是作为一种正式地规定好了的“组织输出”来接受的。视点的转换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它表明，分离出组织结构变量和行为变量并置于不同的组织中来研究，这还不足以认识构成组织活动的方方面面。⁽⁴⁾其次，它还表明，组织的力量与组织的创造性不仅在于它们所采用的一般性的组织结构，而且还在于它们通过其他组织及其总体环境，在组织实践中形成的特定的差异［参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