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视觉的、数学的和物质的文本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53页（2749字）

今天早上我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清醒过来。我想：“如果沙鼠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它们不写也不说。”你可以称之为语词病，症状很糟糕。所以，今天我要避开它们——尽我所能，没别的。我已经接近了艺术史领域了，这里的氛围适合我的心情。

实际上，这个主意不像听起来那般笨拙或者自嘲。毕竟，我对沙鼠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了诉诸于数字或图表的说服。在规范性脚注中，有的作者对插图做出了论述或评论［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第7章；拉图尔，1985、1986、1990；林奇，1985a］。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材料散落在整个图书馆里，从历史、视觉艺术到文化研究［福克斯和劳伦斯，1988；艾文斯，1973；雅格比，1985；鲁德维克，1976；西尔韦斯通，1985］，还有一些文集［法伊夫和劳，1988；拉图尔和德·诺布莱，1985；林奇和沃尔伽，1990］。这些材料即便是出自同一批着者的书写文本，但读起来与研究的感觉完全两样。学院派都清楚，通过写作来做什么——发现其中的隐喻，找到一个主张，或者寻找代名词。至于如何探讨视觉表象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普遍性的共识；比如，有些人使用艺术史［拉图尔，1985、1986、1990］，有些人则求助于符号学［巴斯蒂德，1985、1990；迈尔斯，1990b］。也许问题在于，人们不觉得有阅读视觉文本的必要；只好随他们去了。

在符号学的书架上我发现了另一组材料；令人感到迷惑的是，这些着作大多数也归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或“转译社会学”的名下［卡龙，劳和里普，1986；拉图尔，1987；劳，1986c、1991c］。我异常兴奋。与我正在寻找的直接的修辞学分析相比，它似乎能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分析框架，它声称自己所处理的是权力、政治、代理、知识、人与物的联合以及［无疑还有］其他东西。然而，当我把这些材料拿给卡拉［她快要完成有关鲍德里亚、国家与现代建筑的博士论文］看时，她说，这不是她所认为的符号学，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范式的对立、自由变换的指称，以及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我只好忍痛割爱，从这篇评论中剔除行动者网络理论。

说实在的，这时我的注意力根本没在这些书籍上——这一点究竟是无关紧要的，抑或是举足轻重的呢?——我发现，第3层［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人在着装上要比第1层［科学与工程学］更有品味些。当我上到第4层［社会科学］时，我开始怀疑我的穿着是否合适。科学论的研究者是如何穿着的呢?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

最后，我坐到科学论专柜那张我最喜欢的桌旁，手里捧着迈克尔·林奇［1990］的文章，因为我喜欢其中的插图以及相关的案例。他讨论了照片式的图像是如何转换成图表式的图像的，还讨论了选择与数学化。首先，他观察了一些照片和图表——与我们教科书中的没有太大差别，并对转换的过程做出分析。然后，他观察了定量数据是如何被转译成视觉数据的；我特别喜欢研究蜥蜴的例子。他说，这些过程不仅仅是在降低复杂性；它们同时也增添了视觉上的特征。在他看来：“标本材料是按照图表的几何参量‘构成’的，所以数学分析与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像它们被无差别地融入文字表象中那般吻合。”(林奇，1990，第181页)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认为，他想说的是，我们都是依据自己最终制作出来的沙鼠图表来观察沙鼠的。在这里，它在沙中洗澡成了一种可计算的行为，而不再是在“真实时空”中的活动了。但是，我们一经制作了一张图表，再想把图表与它所表象的对象截然地分离开来就很难了，这与我思考荷尔蒙水准的方式很相像。

既然林奇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数学化，我也有理由从中看到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和相关议题的研究［迪尔，1987；库恩，1977b；雷斯蒂沃，1990；夏平，1988c］。然而，似乎这些研究大多都对抽象的数学化很感兴趣。相比之下，波特、韦瑟雷尔和奇蒂［1991］的文章试图揭示，不同类型的数学化能用于达成不同的修辞目的。比如，他们在癌症统计表的建构与市场交易员将一宗商品建构为一项交易之间进行了出色的类比。我尤其喜欢的想法是，在人们通常以为是硬性的、坚固的数字与虚无缥缈的修辞学之间作一番对比，也许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修辞形式。

我还开始注意到一个在我所考察的许多研究中不断出现的论题。研究者把话语展开时出现的话题转换用来引导［规范］话语的实际进行。我意识到，只有尽快地投入到实际的分析中去，方能够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我的印象中，这里面肯定有一些重要的技能在起作用，而现有的文章对此尚未做出清楚的交待。

如果图表和数字可以看成是“文本”，那么其他东西为何不能成为文本呢?似乎没有理由。拉图尔［1987］把实验室仪器描述成一种“铭写装置”；沃尔伽［1985，1991b］提出了一种“机器社会学”；吉姆·约翰逊［1988］研究了自动门中的符号学!我还看到有些文章和章节的标题都与空间，尤其是实验室空间有关。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是以他们在生化实验室中的经历作为起点的，特拉韦克［1988］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某个高能物理学实验室的所有建筑，包括办公室和咖啡厅。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英国大学中理科大楼的设计［福根，1989］，《情境中的科学》杂志有一期［奥菲曼，夏平和沙弗尔，1991］专门讨论目前流行的期刊架——我在离开图书馆之前再打量它一下，这期杂志中还有一篇迈克尔·林奇的文章，他简直是无处不在!但是，我觉得有点困惑。如果作者和读者都是文本、沙鼠是文本、实验室也是文本，那么什么不是文本呢?也许，一顿饭、一瓶酒不是什么文本?别，别再与我谈及玛丽·道格拉斯了［1975］。

喔，我在出图书馆的过道上又从新书架上抄出了一本包装精美的书，书名叫《掺和》(Incorporation)［克拉里和奎特尼特，1992］。书中附有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印在不同颜色的纸张上，而且有许多出自弗利克斯·瓜塔里、约翰·奥尼尔和小说家J．G．巴拉德的讨论机器、建筑和科学的短文。杰米把这本书贬为后现代主义吹毛求疵的玩意。然而，这让我很不舒服。虽然它不是关于科学修辞学的，但却成功地对此做出了间接的评论，我开始意识到，也许，它的评论形式是有意识地想别出心裁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