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规范性脚注与话语分析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47页（3486字）

我再也不想看沙鼠在沙中洗澡了。我想我应该放弃我的学位论文；现在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啮齿动物的行为，而是研究啮齿动物的心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行为。特别是，这篇学位论文对知识有何贡献呢?这样的研究对我自己或者其他人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必须以奇怪的风格和形式来撰写它呢?

杰米对我说，我应该考虑转向哲学——她说，讨论知识论的文献很多。是的，上个星期我确实在试着考察哲学，但是只持续了几天，因为我无法把握大多数哲学的要点。虽然从“修辞角度”看［我假设］，让人感兴趣的是，最近的许多科学哲学［比如哈金，1983；加利森，1987］似乎在“文本间的磋商”方面［这类语言有任何意义吗?］介入了科学论的相对主义。从这些工作所作的让步来判断，哲学家在退却。虽然传统的实在论主张和方法论主张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看起来越来越乏力，越来越多余。我欣赏库恩［1962／1970］的某些主张——他对于科学论很有启发，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耶阿本德［1975］的思想很有趣，虽然经常令人感到愤怒。但实际上，我并不想了解哲学家在想些什么。我想知道的是，在科学论证、科学写作和科学谈话中人们发现了什么。所以我现在认为，我应该转向科学论。这一次，我向自己保证要在图书馆里呆上一个星期，看看能否发现新的研究主题。

今天早上很糟糕。在排队获得一台计算机之后，我首先检索的是科学谈话和写作。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只有一批面向初学者的“导论性”着作。所以，我浏览了一下书架以便对情况有所了解，然后用修辞学和话语又试了一下，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一会儿工夫，我变得异常兴奋。“修辞学或者话语”目录下的着作非常丰富，并且几乎涉及所有的科学和学科。同样的主题不仅基于谈话、写作［甚至制造］等方面来讨论，而且基于文本和文字生产方面来讨论。有些标题是一组深奥且非常流行的词汇的变形，这些词汇有知识论、表象、反思性和后现代性。还有一些期刊，比如《哲学与修辞学》以及《话语与社会》。真是太丰富了。在这些丰富的写作［关于写作的写作］中，什么是重要的且处于中心地位的，什么是不必要的、边缘性的呢?总之，我自己随机选择了一些文本开始阅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不再兴奋了。事实上，一股沮丧之情开始涌现，讲故事的头疼病也接踵而至。［图书馆为什么这么压抑?］我所辛勤耕耘的东西显得莫名其妙……漫无目的。关于科学的修辞学分析和／或话语分析的可能性和可能的意义，依然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和任何实际的分析。我想，“如果没有什么进展，那就回到沙鼠那里去吧。”

为了保持自己健全的理智，我决定寻找科学话语的经验性研究，某些评论文章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我为自己开列了一张表：

1．真正分析关于某个文本的研究［而不是泛泛地谈论“话语”或“修辞”］。

2．拓展到分析文本之外并进行概括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物种起源》作更聪慧的解读］。

3．对科学活动过程的研究［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假定某种对科学的理解］。

我想，这些方针应该能够排除障碍，这样我就能够发现实质性的东西了。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了。阳光下，我坐在椅子上，吃着三明治，浏览着一捆影印的科学论评论和导论性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在什么是真正的“话语分析”方面还微不足道，但是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它们都附有我所说的“规范性脚注”，而规范性脚注代表了主流的科学论对所有“科学语言”研究的标准态度。回过头来看，我难以确定下述规范性脚注是否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虽然有如我［现在］所说的那样，但是这样的“文本间的不确定性”只有助于巩固其规范的地位。［我这么认为!］［当然，我已经列了一张有关这些文本的全部书目的清单。］

比如，参见梅达沃［1964］；古斯菲尔德［1976］；沃尔伽［1976，1980］；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诺尔－塞蒂纳［1981］；耶利［1981］；劳和威廉斯［1982］；马尔凯，波特和耶利［1983］；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拉图尔［1985／1986／1990，1987］；林奇［1985a］；马尔凯［1985］；夏平和沙弗尔［1985］；波特和韦瑟雷尔［1987］；巴泽尔曼［1988］；阿什莫尔［1989］；迈尔斯［1990a］。

无论如何，这个规范性脚注的清单无疑是我这一天来最大的收获，它十分丰富。我把下午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收集所有可能获得的规范性脚注。不幸的是，波特和韦瑟雷尔的着作已经被借走了，阿什莫尔的已被人事先预定，而迈尔斯的图书馆又没有，但是我成功地找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大多数着作。翻阅之后我发现，许多着作都附有图片［大多是科学图表和照片，相比之下拉图尔〈1987〉着作中的图片更丰富些］。这些着作大多都以漫画的方式展开了会话中的细节。有些着作［拉图尔和沃尔伽，诺尔－塞蒂纳，劳和威廉斯，以及林奇］显然是相关于实验室研究的，这个词我是从关于科学论的评论中获悉的。有趣的是，生命科学是最为盛行的研究对象，只有夏平和沙弗尔以及巴泽尔曼敢于研究物理学。顺便说一下，从索伊兰［1991］那里可以看到，对医学话语的分析似乎也十分流行。

古斯菲尔德的文章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文本大多数仅仅研究“科学”的“软”的一端。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文学修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研究有关酒后驾驶员的社会政策!也许我不该过于势利——认为对沙鼠的观察很难比得上原子物理学。古斯菲尔德的文章尤其特别——它很像一场三幕戏剧，有开场白和尾声。然而，它不像马尔凯的着作那般神奇，因为后者不仅包含了一出“实际的戏剧”所应有的角色及其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有一整套“可选择的文本形式”，对此我实在是不得要领。很明显，我把握不了这类东西，我也弄不清是否想把握它们。另一个奇特的文本来自拉图尔，他的书充斥了有趣的图表和笑话。

最后，我坐在图书馆咖啡吧的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品尝着咖啡与奈杰尔·吉尔伯特和迈克尔·马尔凯的《打开潘多拉之盒》［1984］。按我的理解，他们的主要思想是使用两类基本的“记账技能”——“经验主义的”和“偶然的”——来构建科学话语。在“为何出现错误”一章中，他们分析了与生化学家有关争议问题的访谈录，并发现，在科学家评价他人正确与否的过程中，他们对每一类技能的运用是十分不对称的。尤其是在吉尔伯特和马尔凯看来，他们用经验性的技能，即让事实为自己说话来解释正确性［比如每位科学家本人的立场］，而用由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等部分构成的随机技能来解释［别人的］错误。

每位用经验性的词汇来阐述自身立场的言说者在解释错误时都会提出如下的解释性难题：“如果自然界是通过回应者来清晰地说出它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别的科学家会不正确地表现自然界呢?”……随机技能的引入解决了言说者的困境，它表明，如果基于下述视角，那些错误的出现……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众所周知”，科学家作为会出差错的人，有着先天的局限……因为他们只有在解释错误的信念时才会用到偶然的因素，因为他们直接在言说者的观点与纯粹的实验基础之间进行对比，因为他们产生并维持错误信念的力量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所以科学家的行动和信念的偶然性是反常的，它不仅解释了，同时也必然地构成了理论的错误。［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第69～70页］

对我来说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我一直为下述问题所困扰，我的同行们在执着于自己的“经验性视角”的同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对竞争性的结果做出解释的。现在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何马尔凯还须坚持他的戏剧编写——但是这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解决。灯光昏暗了，图书馆要关门了，话语分析已经用完了事先安排的时间。明天是修辞学，那好，今晚……我什么也不想，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