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国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05页（2913字）

战后对科学政策与政治的研究预设了科学、技术与政府在制度上的分离，这使得人们认为它们是独立的行动者，有着自己的利益、资源、规范性承诺以及内部的政治动力。那些熟练运用分类学［“科学政策”与“政策中的科学”］的研究者，很少质疑现代国家与其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之间存在的界限。通过考察科学技术与国家之间多重的、相互建构和相互强化的关系，科学论近来的工作使上述图景变得问题百出。在当今的STS研究中我们很难想像，“知识”和“权力”是两个相互作用的自主的黑箱，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不会改变自身。

在20世纪90年代的“交互生产”系统中，科学和政治秩序同时得以构造和重构，二者通过复杂的依存形式相互支持。科学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是不断变化且自我延续的，这种看法有望复兴STS的众多传统领域［资助政策、技术争论、大众参与、科学咨询、社会管制］，并且有望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这里只列举几个：法律与科学、比较政策、国际贸易以及全球变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科技政治学的STS研究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建构论思潮流的反应显得比较迟缓。SSK的微观转向可能要对此负有部分的责任；对科学实践的细致观察和研究有时候会对实验室之外的世界持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在这个外部世界中，涵义不明的“利益”概念代替了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政府、社会、政治和文化概念。然而，政治科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传统主义者同样不愿采纳寓意深远的建构论进路，因为这条进路把科学－政府的边界永久地悬置在一边。关于科学与权力的学术文献似乎仍然迷恋于天真的实在论，对不那么正统的解释模式依然持抵制的态度。

本书这个部分的几篇文章表明，如今，建构论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渗透到科学政策与政治这个坚固堡垒中来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部分从科岑斯和伍德豪斯的文章开始，他们考察了社会建构论假设之于科学与政治研究的意义。科岑斯和伍德豪斯密切地跟踪科学技术［或技术科学］活动，从研究资助到专家的合法化再到工业部门的应用。他们以此表明，知识生产每一步都与政治息息相关。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科学权威终究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它仰仗于用客观性的面具来掩饰自己的预设和世界观的能力，而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把这种客观性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鉴于技术科学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二位作者最后呼吁应该拓展STS的研究议程，从而更多地考察科学权威在正式的科学机构和国家机构之外的建构过程。

在进一步阐释建构论框架的同时，宾伯和古斯顿说明了STS研究是如何颠覆有关科学“特殊性”的四个经典预设的——知识论的例外论、柏拉图式的例外论、社会学例外论以及经济例外论。宾伯和古斯顿把这些成果运用到美国科学政策的两个案例研究中［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成立以及国会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调查］。宾伯和古斯顿认为，美国的政治机构早就对科学权威的建构特征了如指掌。实际上，美国政治的设计常常是为了明确地解构科学。在这两位作者看来，STS学者面临的挑战不仅要开创一种对实证主义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体制，而且要详细考察科学例外论神话为什么还有塑造政治的能量。在这方面，这一章为STS的经验研究开辟了另一个富有成效的领域。

埃尔津加和贾米森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视角出发，回顾了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到现在的科技政策。这一章的核心是想表明，早期关于科学政策的分析和分期反映了STS学者所执着的四种不同的政策文化——官僚文化、学术文化、企业文化和公民文化。这两位作者避开了任何单一的文化框架，在以十年为单位来回顾科技政策的过程中［从珍珠港事件一直到现在］，他们追踪了这四种文化的影响。以经合组织的科学决策为案例的研究成了这一章的主线，这一研究还为作者的这样一种主张提供了经验依据，即科学政策只能被理解为行动者和利益之间的动态互动，基于这种互动可以建构出一种宽泛的知识政治社会学。

斯米特的文章分析了STS在有关军事研发的研究中所做的贡献，他提供了政策背景，前面的所有作者都是基于这个背景来定义战后科学技术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的。斯米特主要关注的是有关军事－学院的关系以及科技的军事开发方面的文献。在前一个论题中他发现，STS的学者虽然做了大量的描述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充分阐释科学和科学咨询的作用或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技术而言，一些重要的案例研究，比如对导弹制导系统和激光器的早期开发的案例研究，都采用建构论进路详细地考察了技术与社会情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但是在斯米特看来，令人惊讶的是，SSK或研究技术的现代社会网络进路依然没有触及这些广阔的研究领域［比如武器创新以及民用与军用技术的转化与整合］。

正如施勒姆和舍恩哈夫的文章所评述的那样，在科学政策的研究中，建构论的能量还没有在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文献中得到显着的发挥。由于这些文献所体现的理论和学科千差万别，这两位作者竟能对STS做出颇有价值的概括，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施勒姆和舍恩哈夫发现，这个领域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应该基于特定情境中的知识与全球性的社会利益之间的互动来看待科学技术。迄今为止，科学技术工作的进展很少基于理论或知识论猜想，更多的是地方性地关注技术活动的结果。这里的焦点涉及了技术转让、技术改造、技术应用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技术变迁中一系列特定的利益关系。两位作者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社会网络模型也许能为更好地整合这些研究提供框架。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安卡拉尼在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文章中试图论证，科学技术及其流变性是如何塑造全球环境的，以及STS的文献在阐明这个问题时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章还表明，在经典的科技政治学研究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最新进路之间依然存在着有待弥合的鸿沟。安卡拉尼所评述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这样一种理论模型，即科学是一种自足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改变国与国的关系，尽管改变的方式还有待作进一步的交代和体系化。与这部分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评论明确地告诉我们，已经做过什么，还必须做些什么。对于STS的研究者来说，未来还将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包括对全球化现象的解释，以及对当前赖以讨论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的框架［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作进一步的推敲。

总之，这部分的各章明确表达了一种取向，要求把STS的社会学力量与各个领域［发展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常规科学政策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路重新加以整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于科学、技术与国家这种多维度的关系，STS只有实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持久的对话才能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