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21页（2244字）

从大背景上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许多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权力关系都是以科学－政府的关系为中介的。科学－政府的关系允许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利益被转译到科学知识中来，并进一步在技术中得到具体化。这些关系为各种权威性专业知识的竞争提供了舞台。STS的视角揭示了这些动力是如何介入科学知识内容的，是如何广泛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的。STS的一项主要成就是表明，科学实践本质上是政治的，因为科学家定义了很多被人们认定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这类影响从某些方面看是权威的最终形式。正如施曼特和卡茨［1986］所说，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着我们的治理体制、决策者所处理的问题的本质、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市民的责任，以及自由、政治责任和民主等核心概念的意义”［第40页］。

然而，STS研究忽视了这一图景中的若干方面。比如迄今为止，这个领域过分强调了科学的制度政治学。如果科学知识的主张遍布整个技术社会，而这将有助于塑造［也可能是误构］人们思考自己及其世界的方式，那么STS就需要更多关注科学的非制度政治学［海斯，1992］。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部分研究和教育精力应该离开正式的政府机构和科学机构，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的文化政治学中追随某些女权主义的研究。如果不存在合理的方法来划分科学知识主张的原初形成与其后来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解释［拉图尔，1987］，那么下述做法就是成问题的，即科学论的学者或者关注科学内部发生的事情，或者关注政府内部发生的事情——而没花精力去考察，在知识市场的竞争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或者未能塑造］了科学思想。

第二，如果有效的党派政治别无替代——之所以寻找替代是为了在科学－政府的关系中获得更明智、更公平的结果，那么与现状相比，STS研究与教育就应该更加致力于阐释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们更广泛地分享技术科学在政治上的权威。一项说明性的研究任务要求我们更细致地考察那些持有异议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劳动者、消费者或者其他非商业性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反抗性的专业知识［梅辛，1990］。另一项任务是分析普通人与专家的对峙的动力学——这成了知识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进入争论的议程是什么，没进入的又是什么，人们使科学专业知识成为日常知识的搭档的努力在什么情况下会成功，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

最后，更值得科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事实是，现代科学不可避免地与商业缠绕在一起，受这种联系所驱动，并对出现在人工物的研发这种合力塑造的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承担部分责任。还有一项研究任务是记录科学家及其同盟者为了免遭指责而从事的修辞学－意识形态活动，推进我们对科学－商业－政府关系的概念分析以及更充分地分析科学家及其机构对与商家的结构性关系做出反应的途径。

前面的表述暗示了但尚未明确地揭示出这样一种总体的思考；STS是否应该更致力于考察对各种倾向的结构性动员，更致力于考察那些尚未引发争议的问题呢?可以说，正是这些东西将从深度上揭示出政治生活的本质，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常所谓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表象，它代表的是一种表层的冲突。先于［这种表面的］政治的，是处于政治底层的、围绕着政治的并为政治提供条件的、居主导地位的那些政治积极分子在政策上达成的潜在共识，这种共识通常就存在于社会过程中［达尔，1956，第132页］。

科学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重要分支——社会建构论、争论研究以及以政府为导向的研究，在考察行动以及正在或已经发生了什么时都竭力效仿新闻媒体。也许，同样重要的是那些非决策性的东西［通过明确的结构过程和问题框架，这些东西被排除在公共议程之外］［巴克拉克和博特维尼克，1992；克伦森，1971］以及非争论性的东西——这些议题并未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因为情境中的某些东西［结构性力量或文化力量］压制了潜在的分歧。

更值得审视的非决策和非争议性领域包括科学精英及其同盟对研究政策的控制，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富有的消费者对公司技术选择的控制。西欧的社会民主政体——曾在美国和日本实验过，但现在正在后撤，为考察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着的痛苦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参照系。然而，在试图使科学机构和科学从业者在有效地履行职责的同时对民主负责方面，技术社会都没能走得很远。至于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社会理论家还很少考虑。

总之，流行话语和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都摆脱了界限分明的科学政治观，长期以来，这种观念在普赖斯的《科学的财富》［1967］中找到了经典的表述。普赖斯天真地以为，“民主观念或者选民最终的统治观念是与科学格格不入的，因为科学主要关注真理的发现，而真理不受科学家的思考或希望所影响”［第172页］。然而，在许多方面，埃茨拉希于1971年提出的议程——从深层次上理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科学——仍需履行。尽管关于科学政治化的许多细节已经广为人知，但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都没有直面这样的事实：由于科学是被社会－政治性地建构起来，并正在建构着，所以知识社会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民主程序来驾驭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