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到政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39页（1115字）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现科学政策与科学政治学之间的互动。最明显但在文献中常常被遗忘的是，科学政策这个观念正是代表权力层［政治机构、工业机构以及军事机构］的政治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试图利用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围绕备受争议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公共争论和运动，从原子弹到基因工程和全球变暖，也推动着许多政策的变迁。机构改革和管理创新常常是对来自利益集团和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压力所作的反应。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流行的作家和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讨论政策问题的概念框架［卡森，1962；康芒纳，1971；R．格雷厄姆，1970］。在这个层面上，科学政治学变成了一种如何解释科学技术的修辞学竞争，变成了产生替代性的知识组织方式的世界观和相关隐喻。这个政治领域不仅为更独特地计算成本收益［各种社会群体的收益］提供了空间，而且也为广泛的文化批判留出了空间——对科学技术选择的文化批判。

最初，在科学政策的形成时期［一战和二战期间］，政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政策议案一方面来自于技术统治这一清醒的政治纲领，另一方面根植于民主的民粹主义(democratic populism)中。要求科学对社会负责的强贝尔纳主义主张把科学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贝尔纳，1939］：

自相矛盾的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性思想的产物，贝尔纳主义在战后实际上被工业首脑和政府部长所接受……。到1964年，强贝尔纳主义的论题已经遭到抛弃，留下的是关于高效发展的计划、规划、人力、资金和设备的弱贝尔纳主义。甚至连贝尔纳本人似乎也忘记了强贝尔纳主义。毫无疑问，“贝尔纳主义”可以为东西方国家的科学政策信条提供依据或理论的合法化。［埃尔津加，1988，第94页］

随着科学政策变得更加专业化，随着它在特定社会部门中的不断分化，科学政策日益远离了它的政治根基和意识形态根基。更确切地说，这些根基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见的，因为政策制定已经被还原成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它的基本假设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中实现合理化和制定计划的技术统治的手段［阿罗诺维茨，1988a］。因此科学政策被常规化了，除非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经济萧条或政治危机促使人们对现有的信条“范式”进行重新考察，并带来科学－社会的关系向新观念的转变。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科技政策可能正处于重新政治化的过程中，因为与基础研究的政治价值和本质一样，冷战时代的假设以及指导性的国家观念正处于重组的阵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