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杂草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出处：按学科分类—农业科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农田杂草防除手册》第1页（2063字）

我国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史包含着与农田杂草的斗争历史。我们的祖先早就用刀耕火种进行灭草播种，早就有在“稻田养鱼，使鱼吃草，鱼粪肥田，草净鱼稻丰”的生态农业先例。而且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的锄、镰、犁、耙、耱等实用工具在杂草防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从1956年开始进行化学除草试验至今，农田化学除草已有40余年的历史。1962年由国家科委牵头，组织农垦部、化工部、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成立了“全国化学除草领导小组”，指导化学除草剂的研制、试验和使用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培训等工作，至1967年全国化学除草面积达33万公顷，70年代⁽¹⁾中期化学除草面积达170万公顷。随着70年代末国外新型高效除草剂的引进和应用，我国化学除草面积进一步扩大，至80年代中后期化学除草面积为1300多万公顷^［1］。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一次性化学除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村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兴起，农田化学除草日益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化学除草面积在90年代初期猛增至2300万公顷，至90年代中期，实现了化学除草面积翻一番的目标，化学除草面积达4000万公顷，占全国作物播种面积的1／4以上。

随着化学除草面积的持续扩大，国产除草剂品种也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我国生产的除草剂原药品种已有47个，单剂剂型101个，混剂108个。近年来，除草剂生产持续增长(表1－1)，1992－1995年间，每年除草剂生产增长各达17．67%、23．17%、18．18%和14．66%，而且生产能力不断提高，1998年的生产能力已由1991年的1．98万吨(有效成分)增长到5．5万吨。1995年以来，草甘膦、乙草胺和丁草胺的年生产力均已超过5000吨。化学除草剂发展的总趋势是高活性、低用量、选择性强和杀草谱广。化学除草剂新品种的开发和应用无疑将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农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表1－1 1991－1998年我国除草剂生产增长情况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为我国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国家科委从“七五”开始立项，由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牵头，在我国启动了“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科技攻关。“七五”期间，摸清了全国主要农业区稻、麦、棉、豆4种作物的8种重要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和发生、消长规律，研究了耕作、轮作与化学除草相结合的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奠定了我国杂草科学研究的基础。“八五”期间，针对稻、麦、玉米、棉花和大豆五大作物，调查了几种主要农田杂草种群动态、群落演替趋势和危害，开展了包括生态调控在内的，以开拓一次性化学除草为主体的综合防治技术探索，把我国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针对我国农业生产中栽培方式的变化、化学除草剂的广泛应用、农田杂草种群和群落发生变化的特点，以六大作物轮作区为基础，以控制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五大作物农田草害为目标，采取化学除草与生态调控和传统措施相结合的战略，突出周年治理，在不同生态区应用种群生态学原理，采取大田调查、定点定位观测，调查土壤中杂草种子库容量、研究杂草种群动态及危害、杂草群落演替成因和规律；以安全(当茬和后作)、高效、经济为原则，以生态区主要杂草群落和优势杂草种群为对象，室内生测和田间试验、示范相结合，研究开发新除草剂品种和配套应用技术；研究包括合理密植、秸秆覆盖、优化水肥等生态调控措施对改善作物栽培管理条件，改变作物和杂草生长环境的作用，使之有利于作物增强竞争性，有利于发挥自然控草效果，降低除草剂用量。重点研究、建立分别适用于不同轮作生态区的以生态调控与一次性化学除草相结合的周年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实现控制草害，保障作物高产，为我国耕作制度变革、推进农村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农业的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国杂草生物防治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鲁保1号”为代表的生物除草剂于60年代就已在我国应用。“九五”期间农业部重点高新技术与基础研究项目设立了“生物除草剂研究”专题，大力促进了我国生物除草剂研究。

与农业病、虫害综合治理研究，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杂草科学研究相比，虽然我国农田杂草综合治理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杂草科学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农田杂草综合治理已从单一作物农田单一杂草防除发展到不同农业生态区五大作物轮作、套作田生态调控与化学除草相结合的周年农田杂草综合治理。我们有理由相信：杂草科学工作者的执着追求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杂草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