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警察局的警官坐在办公桌后面听取她的叙述，显露出通情达理的样子，但尽量遏抑自己的表情，以免使事情显得滑稽可笑。对于他来说，这显然只是一件普通的案子，而且全部情况他看来都已经知道了。很可能：他心底里是暗暗偏袒小偷的。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小偷狡猾、巧妙地玩弄的游戏，一个年已三十七岁、其貌不扬、头脑呆板的老处女，她诉说遭遇时支支吾吾、张皇不安的神情，或许就是警官站在青年一边的原因。
是的，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奥尔特站上火车的时候她把钱包放进了小手提包。她还准确地记得，钱包里放着刚刚领得的工资，七万二千里拉，另外有一张铁路月票。那青年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您能够把他的相貌描写一番吗?是的，能够。他高高的身材，棕褐色的皮肤，留着鬈曲的长发，油光闪亮。他是哪一种类型的人，缺少文化教养的粗鲁汉子，或者是乡巴佬?不，不，完全不是。他的外表很是潇洒，面孔英俊可爱，谈吐极象个有教养的人。
现在回想起青年向她吐露的甜言蜜语，想起他的行动举止，她就觉得这一切简直污秽不堪，难以忍受，而当时她的纯朴心灵却把它变成了饱含某种诗意的、想入非非的东西；她禁不住感觉一阵恶心。
他多大岁数?警官问。嗯，多大岁数?看上去四十岁光景，她回答说。她竭力想维护自己的虚荣心和羞愧，哪怕是一丁点儿，因此不得不撒谎。不过或许还要年轻些，三十二三岁，她谎忙补充说。幸运的是，警官没有留意这微妙的细节，她不免暗中庆幸。
“好吧，我们一定能找到他，”警官明白她已经提供了她知道的一切情况，便平静地对她说。
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包刑事卷宗。每份档案上贴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相片，一张是正面的，另一张是侧面的。
“在这些材料中一定能够找到他，偷窃您钱包的小偷无疑是个惯犯。”
他开始一份份地查阅卷宗，不时把眼光停留在某一张相片上，沉思片刻，追忆他从前亲手办过的其他案子。他不断抽出卷宗，递到他的眼前，指着相片突然问道：“是他吗?”
“不，”她有时斩钉截铁地说，有时思索一会儿，然后回答。她觉得这些脸几乎都是一个模样。
当警官把另外一张相片递到她的眼前时，她立即认出，正是他，火车上的那个青年。他确实与众不同，即使在刑事档案的照片上也保持着独特的潇洒风度，虽然带着兜售发油和牙膏的广告上的那种特点；他的嘴角甚至挂着微笑，在这种场合，这种微笑似乎给人以厚颜无耻的印象。档案上注明姓名，地址——那不勒斯，某某大街，某某号——，自然还有出生年月。只要粗略地计算一下就知道，他的年龄是二十五岁，仅仅二十五岁。
霎那间，她仿佛觉得她和他全是值得同情的可怜虫，她恨不得在警官面前痛哭一场，把此刻折磨自己的耻辱洗刷掉；她甚至感到应当咬紧牙说：“不，这不是他。”
现在她只盼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况且警官又递给她另外一份档案，她已经完全无法否认了。他叫罗米欧·埃斯波西托。她睁着一双呆滞的眼睛，痴痴地念着这个名字，仿佛是念一个爱情的字眼：罗米欧与朱丽叶。
“小姐，您看呢……”警官见她痴呆的神情，平静地问道。
她向警官解释说，她没有充分的把握断定她的钱包确实被偷走了。她异常清楚地记得，她的手提包挂在车窗的衣钩上，下车的时候未曾留意，钱包或许是在混乱之中丢失的，很可能的确是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