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无且
雨水似不会停止,头顶的乌云跟了我们整整三天三夜,却在第四日晨光初露时戛然而止。
老笃的马夜里不断打喷嚏,发出闷重的哧鼻声。马脸朝着我,气息都扑在我脸上,躲无处躲。尽管穿了雨衣,雨水还是浸漫进来,潮气在身体里循环,一夜不曾睡安稳。
雨停之后,老笃心情好,搭火烧热水,加了一点红糖。一人一杯,一口一口地砸进嘴。感受热气从食道向下滑,在肺腑之间荡开,将盘踞于骨髓之间的寒冷一片一片剥除。手脚暖和起来,几天抬不起来的眼皮轻轻跳了一下,我向外一看,天已经大亮,山雾弥漫,绿色浓得化不开。
老笃把邮包挂上马背,轻轻拍了拍马的额头,说:“上路咯。”
马那双已老白内障的大眼,轻闪闪眨了一下。就这样,我们离开昨夜歇脚的破屋,又朝着荒寂的丛林迈开步子。
按照时间来计算,我们才进山三天,可我疑心丛林它自有一套计时法则。用有锯齿的蕨类、无名的野花、艳丽的毒菇把时间泡发膨胀,山里的三天,是尘世的十天。
“还有多久到盐寨?”我拖着两条湿漉漉的腿问。
“还要走一天半咯。”
“要走那么久?”
“你急什么子?急不来的。”老笃说,他所有的话语后都缀一个长长的尾音,听起来迟徐犹豫。
再往前走,就是赤吾江。要去盐寨,先过赤吾江。几夜雨水,河流暴涨,河水在峡谷里挤攒。水变得黄浊暴怒,带着巨大的力量翻涌。声浪阵阵,裹挟着天地间的某种神秘旨意,倾泻而下。这里还没有公路和桥梁,过河只能靠溜索。一旦掉下去,会被激流打得粉身碎骨,再也爬不上来。
我低头看着滚滚江水,用手掰扯一下溜索。手臂粗的铁索锈迹斑斑,不知建于何年。江上的风一吹,摇摇晃晃。我战战兢兢,问老笃:“保险吗?”老笃十分肯定地点头:“保险。”
他先替老马绑上绳索,因为担心邮包掉落,用绳索把邮包捆在马肚子上。他早绑熟了,绳子在他手上听话,绳结紧实,却是活结。抓住关节处,用力一扯就松了。
老马溜惯了,一点也不怕,放任老笃在它身上捆啊扎啊,心无挂碍地低头吃草。老笃替我也绑好绳结,绳子围着屁股和腰,几乎将我系成大粽子。
手指粗的绳子穿过溜索上的一个铁环,命系在上面。
“我害怕。
”我对老笃说:“万一绳子松了怎么办?掉下去就死了。我怕高。”
“不会掉的咯,十个你也绑得住。”看着我惊慌,老笃笑眯眯。“你闭着眼,等到速度降下来,再睁眼,攀着铁索往岸边荡,就过去了,那边风景不一样。”
他手动了一下,猝不及防在我背上推了一把。呲啦,铁环擦着铁锁滑出去。速度极快,风声和水声摩擦,凌厉得像无数小刀子,割着耳朵,使人不自觉地尖叫、闭上眼睛,感受坠落。缀着我的铁链垂垂向赤吾江,浪花甚至打到我的脸上,黏稠而冰凉,也许下一秒我就会砸进水里。
几秒之后,速度放缓,像是穿越了一个结界。我挂在铁索上,在江风里摇晃。脚下就是湍急的江流,奇怪的是,我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回过头去看老笃,老笃大声喊着什么,然而声音被激流之声盖住了。他大概说的是,往前攀,过江。
我便伸出手,攀着铁索一点点把自己往前拽,像只猿猴,爬到对岸,按照老笃教的办法解开绳结。
江这边的气味不一样,阴沉些潮湿些,然而也说不出什么更具体的所以然。大概过了江,人的气味更少了。
过了一会儿,老笃和马儿也荡了过来。收拾完毕,已经中午,我们坐在岸边吃了点干粮。
“老笃,你溜索出过事故吗?”我问。
“出过咯,六年前,我在这里掉了一匹马。铁环断了,马儿、邮包全都丢尽了。我当时也挂在溜索上,伸手去捞,怎么可能捞得着。只能看着,没有法子。”
“这里过两年要通公路,赤吾江上会架起桥,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说。
“那,就,通,吧。”老笃缓慢地说。
也许他是最后一个用马儿运送邮件的邮递员。
四天前,我在灯笼镇找向导,有人推荐一个名为“老笃”的邮递员。
说他已经在丛林中穿梭四十年,一直给山里最封闭的几个村庄送邮件,这一带没人比他更熟。每十天他进一趟山,一去七八天。这两天他正好在镇上,马上又要出发。我惊讶于世上仍然有赶着马送信的人,循着路人的指引走向邮局。
镇子不大,只有一个邮局,小破门脸。老笃穿着一身旧得发灰的制服,脚蹬胶鞋,头发花白。正蹲在门口抽水烟,烟雾升腾,他的眼神随之迷失在远处。
我一眼认出他,如同在大晴天找出一个彻头彻尾湿漉漉的人——他太容易辨认,浑身冒着来自山野的沉默,非常巨大而凝重。我走过去,他抬起头看我一眼,使劲吸了一口烟,仍旧看着前方。
“外乡小囡,他们说你在找我咯?”他说。他像是故意坐在这里等我。
“是的,他们说你要进山,你会去盐寨吗?我想去那里。
”
“那是我每次送信的最后一个寨子,是赤吾人的寨子。不过那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你要去找谁呢?”
“我不去找谁,只想去看看。
”
“看什么?跟我说说,或许我知道。”
“唔……”
我停顿了一下,想要整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笃以为我不想说,眼睛一闭,说:“不想说就算了,进山可不是好玩的,我不想带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囡。”
“路上说。
”我说。
老笃很不以为然,任凭我怎么请求,都不同意带着我。理由是太危险,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他顾得了自己顾不了我,万一出点事,他担待不起。
我从包里掏出一千块钱,放在他的水烟桶上。他盯着钱看了好一会儿,当着我的面,一声不响地脱下鞋子,把齐整整的十张红票子塞在鞋垫下,又穿好鞋子,继续抽烟。
“明天赶早来,来晚了我就不等咯。”他说。
隔日一早,我一身户外装备走到邮局,老笃和马儿已经等在那里。他还是那身旧制服,他笑话了我的背包。说:“这包又大又重,走远路小囡子要吃苦头。
”
我们出发,雨就开始下。路没走多远,水泥路断头,变成了红泥路。加上下雨,泥泞不堪,每脚迈出去都费力气。一旦离开灯笼镇,就远离了现代社会的便利。山林吐露着它的原始莽苍,人的踪迹变得微不足道,一阵雨就可以抹掉。
路上不断碰见傈僳族和彝族的老乡,背着篓子去镇上交换采购。人人都认识老笃,跟他打招呼,老笃笑着同他们摆手、寒暄。他是汉人,不过长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也会说一些傈僳语、彝语和赤吾语。
“沿途一共要经过九个寨子。
”老笃告诉我:“四个傈僳寨、四个彝寨、一个赤吾寨。你要去的盐寨是赤吾人的寨子,他们人一直很少,只有不到两千人。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一般把他们归入傈僳族里,赤吾人不服呢。
“盐寨曾经很富裕,光绪年间凿出过一口大盐井,晒出的盐供给四乡八寨,所以大家叫他盐寨。
不过二十几年,那几口盐井突然干涸,产不出盐。曾经频繁出入的货商一夜之间走了个干净,败落了。只有赤吾人留下来,守着卖盐盖起的大屋,仍旧靠种植水稻、苞谷、烟草维生。这几年盐寨的年轻人守不住山里的荒日子,跑出去,不再回来,寨子里只有老人。”
就像一个贫者不小心跌进美梦中,醒过来之后依然守着赤贫过日子。最后连赤贫也不能了,终于要消亡。
行路很寂寞,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之后,腿脚沉重,四周无边的苍翠使人昏昏欲睡。雨水带着寒意降落,不知不觉使人打起哆嗦,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老笃随身携带一个音量巨大的喇叭,可以当收音机。但大部分时候都收不到信号,只有刺剌的盲音。他存了许多歌曲在里面,最多的是邓丽君。大喇叭一开,邓丽君甜美的歌喉在山野响起来,入耳时夹杂雨声、风声与马铃。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啊,在梦里……
老笃露出怡然的神色,他的马儿步子和他一样轻快,眼神迷醉骀荡,原来都是邓丽君的粉丝。
“喇叭是前两年单位送的,里面存的都是邓丽君的歌,真好听。
我一直以为她还活着,后来别人跟我说她早死了”。他说:“我们山里待久了,不用理会外面发生了什么。
如果没人告诉我邓丽君死了,我会以为她永远活着。”
这两年,老笃运送的邮件已经越来越少,邮包瘪瘪。但十几年前,据他说,很是风光。因为路只通到灯笼镇,邮件到了邮局,全由老笃一个人往来运送,几十个村寨的人天天睁着眼盼他。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好吃的好玩的寄回家,没有老笃都送不到。那时候谁都认得老笃,谁都要请老笃吃饭,谁都爱老笃。这几年村村通路,邮局配了一辆五菱之光。能开车去的地方都用车运,只剩下了几个没通车的寨子还用得着老笃。
信几乎是没有了,都已经改用手机传讯。但邮包还有,大小不限,也不复过去的盛况。亏得老笃明年就要退休,一旦路全都通起来,山里就没有了他和马儿的位置,现在的孩子还有几个认得马玲的声响?山里时间的魔法正在逐步破除。
路旁斜曳出的树枝上缠绕着一只棕蛇,静止不动,吐着红信,绿豆似的两颗眼睛注视我们,平静而松弛。它大约没有敌意,只是来此巡视它的领地,因此懒洋洋的。雨水将它的鳞片冲刷得晶亮,像是玛瑙所化。我从它的目光里穿过去,不停地回头看它,直至再也看不见它。
在赤吾人的传说中,赤吾江是天上的巨蟒所化。它的鳞片化为赤吾人,蛇是赤吾人的图腾,是神灵之子、江水和丛林之神,不可亵渎。
赤吾人的衣服上总是刺绣着层层叠叠的蛇鳞纹,首饰用抽象蛇纹装饰,男人在脸上用印度梅汁画上蛇麟或是波涛的图案。在赤吾人的多多节里,他们会将自己饲养的鸡鸭,驱逐进密林中,献给蛇神。看到那条蛇开始,我才确认自己进入到了赤吾人生活的区域,它把我接洽进这片不可思议的巫地。
走了一整天后我们终于抵达第一个寨子,是傈僳族人的村庄。老笃有经常借宿的老乡家,在那我们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老乡和老笃喝了点酒,兴高采烈地唱了半小时山歌。
吃完饭,我们团坐在堂前烤火。老笃朝我使眼色,用手指头比了一个“钱”的动作。我会意,从钱包里掏出一百块钱给老乡。老乡接了钱很高兴,说了几句傈僳话,老笃翻译:“他说你是好人,耶稣会保佑你。”我说:“哪个耶稣?”老笃白我一眼,说:“还有哪个,你往墙上看咯。
”
墙上贴着一张头顶圣光的耶稣画像,已经褪色发黄。画像上用傈僳人的拼音文字写了一句话,又用汉字翻译出来——神爱世人。
哦,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很多信仰基督教。在灯笼镇上我就看见不少十字架,小小的镇子居然有个礼拜堂,里面挤满了衣着艳丽的傈僳人、彝人。
十九世纪末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有数位传教士在怒江流域传教。神的圣恩最容易在偏僻贫瘠之地发芽,本地傈僳族、彝族、苗族、赤吾族老乡信基督教的比例不少。怒江流域最有名的传教士当属傅里叶与库克夫妇。傅里叶创造了傈僳文字,库克夫妇用新创的傈僳文翻译了《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
我站起来,细细打量画像。金发碧眼的耶稣冷漠地看向世人,眼神深处却是怜悯。老乡在画像下放了三个小杯,斟满了白酒,大约赤吾江一带的耶稣是喝白酒的。
我和老笃睡一间屋。老笃有风湿,他睡床,我抱着睡袋打地铺。山里布谷鸟在叫,不止一只,凄凄厉厉,在山谷里深邃地回荡。
“老笃,他们为什么叫你老笃?”我还没困意,一片漆黑中,转向老笃的方向。
“唔,笃就是笨,老笃是骂人的话。
”老笃说。
“你哪里笨了?”我说。
“在山里兜兜转转五十年,没出去过。嘴巴又紧,娶不到老婆,你说笨不笨咯。”
“不笨。
”
“小囡,你嘴甜,心里骂我笨。”
我咯咯笑起来。
“赤吾人说,蛇是山神。
人是蛇身上游走的鳞片,世上所有的故事里我最喜欢这一个。几十年山路走下来,我长成了蛇神身上最牢靠的鳞,别人都能走,我走不了。我脚上生了根,移不动,死也要死在这里。”老笃说。
“你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老笃?”
“1969年从天津下放来的,插队落户在灯笼镇。”
说到这里,我们心领神会地不语,一起听夜雨淅沥。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们又出发。走几个小时就一个寨子。
老笃说:“后面的寨子更难到达。除了通电之外,这里几乎算是与世隔绝。老乡们的生活贫困,大量的年轻人走出去。也许也走得也不远,只去了灯笼镇。远一点的去了昭通、昆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但村庄确实日渐凋零,多半只剩下老人,大抵和老笃的情况一致。年纪大了,脚下生根,走不了。到了寨子,老笃先去送邮,一般都有老乡招待饭菜。越往山深处,路越难走,山林越巨大荒寂,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没。如果是我一人走,我不敢走。
老笃轻车熟路,听着邓丽君,和马儿一起进入到熏熏然的状态,他那身深绿色的制服几乎要和山色融在一起。
我们七零八碎地交谈,在话语中拼凑出老笃破碎的过去——
老笃1969年下放到此,来了就没有回去。那年来到云南支边的知青有二十万之多,分为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两种。兵团知青大多去往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群聚于边疆兵团农场;插队知青则同农民杂居,赚取公分,讨生活。
老笃分到插队落户,那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叫做灯笼镇,到了昆明之后。大解放车拉了十几车人到怒江州,他和其余几个知青分配到灯笼镇。灯笼镇在山更深处,路早就断了头。他们搭着老乡的马车,又行了一天才到。
“我刚刚从一座山拐出来,远远半山腰上缠着云,灯笼镇在云上,仙。看得到,走不到,其实还是走到了。”
他是医学生,但也只在医学院待了一年而已。又赶上热热闹闹的大革命,除了一些医学常识,其实什么也没学到。
那时候灯笼镇刚建卫生所,缺个医生。领导知道他是医学生,就让他在卫生所待着。这地方缺医少药,其实也看不了什么病。他自学了点苗医和中医,开始走山转场的当赤脚医生。十里八乡的寨子他都跑熟了,做最多的就是接生。这种事,接过几次就有了名声,附近人都会找上你。
71年一个傈僳老乡临盆,难产,找了他。那天他喝醉了酒,本来不该去,心里不知道拐过了什么弯弯,勉强去了。结果出了事,母子都没有保住。这自然不能全怪老笃,但老笃因为这件事恨上了自己。他不该喝醉,更不该喝醉了还去接生,继而又想起自己其实是没有行医资格的。
傈僳老乡闹到镇上,把老笃从卫生所里揪到路上打。老笃没有还手,任凭老乡打落他三颗牙。老乡打完之后回去,老笃在众目睽睽下拾起自己的牙齿,回到住处。
此事之后,老笃就不给人看病了。心里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害了人,总躲着群众。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干,赶巧镇上缺个邮递员。因为老笃当过赤脚医生,这片山跑过两趟,而且邮递员一去荒山八九天,不容易见着人,有巨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填充悔恨,合了老笃的心意。他就安安心心地当了邮递员,牵了一匹驽马,开始往来村寨送邮。
78年云南知青轰轰烈烈闹反城,后来中央文件下来,处理此事的专员不辞辛苦,跑了一趟灯笼镇,询问灯笼镇上知青的意愿。其他人都吃够了苦,选择反城,只有老笃一个人留了下来。
“为什么留下来?”我问:“回家去不好吗?”
“当然想回家,这里又割舍不下。
念头动来动去,邮局里要找个替代我的邮递员,一直没找到。我想,行,那就等到找到了再回去吧,就这么留了下来。
“几年前,那些一起插队的知青回来忆苦思甜,看到我这个样子,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还留在这里,你怎么没有回去?我说,我不想回去咯,在山里待久了,去不得人多的地方,叽叽喳喳,吵。”
“一个人走山里,难道不怕?”我抬头一看天,沉沉的云落下来。“天又快黑了。”
“怕,怎么不怕哟。
林子里有狼、老虎和蛇。刚开始算不准时间,晚上要在路上睡,乌漆墨黑,夜里狼嚎,感觉就在你耳边上。林子里黑黑密密,不知道藏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扑出个大东西。山谷那么深,又走不到头……”他慢慢地说,然而是很愉快的神气,存心要吓唬我。
“有狼啊?!”
“有啊,狼的脚步又轻又碎,踩在落叶上,竖起耳朵来就能听见。还有老虎,老虎走过来的时候,山里会刮大风。那风和平常的风不一样,吹得人会抖起来。只有蛇,来和去都没有动静,只有蛇。”
他说起他刚开始送邮时的奇遇。夜里露宿在外,心里害怕,对着篝火和满天星斗吹口哨,吹《一条大河波浪宽》和《在那遥远的地方》。过不多久一条全身碧绿的巨蛇慢悠悠走过来,足有五六米长。手臂粗,光彩熠熠,趴在不远处。他一身汗毛猛得炸起来,立刻不敢再吹,大气也不敢喘。
大黑蛇抬起它雪白的眼睛朝他望了一眼,仍然卷头沉睡。老乡和他说起过,山里有大蛇,他不信。直到亲眼见着才信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条蛇。他紧紧盯着那条蛇,怕它突然扑过来,不敢眨眼,直至昏昏沉沉,不小心睡了过去,一觉到天明。
醒来,蛇已经游走了,它昨天卷着的那块地方松松软软地塌陷进去,“它真的来过”。
有几个月,他经常能见到那条巨蛇,吹起口哨它就来,在离老笃不远不近的地方卷着,待一会就走。它在的时候,老笃觉得安心,仿佛受到温柔眷顾。他觉得这片天地是厚待他的,接纳他的。
等他这趟山路走熟,一草一木都打过招呼了,心里没有恐惧慌张,那只巨蛇就再没有来过,就像神迹无声无息地消隐。无论他怎么吹口哨,它都不再来了。
“老乡说是耶稣保佑我。
可我觉得,那蛇是山河派来指引我的,让我不要害怕,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山里穿行。每次进山,我都想找到它。”老笃停了停,自言自语。“翠绿色的蛇真好看,世上最好看的动物,真想……再看……一次。”
像个梦。然而我没有说出口,我一丝一毫也不想让老笃觉得我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说到底,我是不信的。老笃可能被莽林蛊惑了,那头翠绿的大蛇是他在黑暗中自创的想象。山路崎岖,山行寂寞,他造个东西来陪伴自己,所以他才喜欢赤吾人关于蛇的传说。
“你呢,小囡子,为什么来这里?”老笃转头来问。
这可真不好回答,我偏头想着,我是来捕捉一片旧迹,寻找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消失于此的一个无名男子。可能的话,还想还原一些他生活在此时最后的面貌。我动身来此,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因机缘、夙愿,冥冥中注定。但我不好这么和老笃说——太憨了,近于傻。
我想了想,对老笃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男朋友,重庆人,长得很出众。唇红齿白,圆圆的脸,嗯,像老版西游记的唐僧。后来我们分手了,然而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他只是个引子。
“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对方,我去他家做客。
他家住旧式的楼房,墙上挂了许多老照片。有一张特别陈旧,是张老黑白结婚照,新娘穿着婚纱端坐,新郎站立。在那个时代很新潮,相片一旁用蝇头小楷端正地写着——‘郎才女貌,百年好合,路翎与汪桂妍新婚留影,民国十七年’。
“除了边沿有些磨损外,照片保存得很完整。两个人的面貌清晰,新娘浅浅地笑,新郎则懵然空洞地看向镜头。老黑白照片里的人都发出柔光,衬得那个男人柔和清秀,比新娘子还要漂亮。
“我那个男朋友说,照片里的是他太爷和太母。他的太爷曾在上海念书,没等毕业就回到家中学习做生意。婚后第三年去云南贩卖茶叶,没有再回来。有人说他被人在路上谋害了,也有人说他在大理出家了,可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对他太爷的了解仅止于此。”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相貌好,所以我下力气多看了几眼。记在心里,也不是特意,只是自然地流连,连同他的名字也记住了,路翎。那男人的眼睛似乎活过来,随着我的注视而移动,我吓了一跳。
照片就有这个功能,将一瞬成为永恒,使后来人仍能见到他的面貌,甚至感知到他的呼吸。就像老笃曾以为邓丽君没死一样,如果不刻意提醒自己,我会以为照片里的人还活着。可一想,是隔了近百岁的人啊,他的骨殖已朽烂了。
这个叫路翎的男人,后来我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又见过三次。前两次见到,只是惊叹这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并不十分在意。第三次再见,心里慌张,总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手一直指引着我,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领向他。那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忽视就是亵渎。
第一次是在昆明的古玩市场。我逛至一个卖旧书的小摊上,摊子的一角上压着一捆民国时期的账本。品相完整,四本,一百元包圆,我图好玩买了回去。
回上海翻阅,其中一本很有意思。前半本记账,入账几多,出账几多;后半本写了几篇日记、几封待誊抄的信件,字迹清秀圆润。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桂妍吾妻,前所寄棉鞋已收到,尺寸相宜……”落款为“路翎,急就”。
信里简略写了几句他随马帮贩茶的苦事。
他为了解行情,去偏远的西双版纳收茶。忍着日晒雨淋,运至昆明时,才知道茶价竟然跌了四成。赶紧抛了手里的货物,收支相抵,分文不赚。在云南的第一年,他过得并不好。我当时看了这封信,跳起脚来。是了,无疑,确切,就是那个路翎和桂妍,照片里的那对夫妇。
我将此事告诉我那个男朋友,当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还是朋友。他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我将那本账簿转送给他。他有些激动,说回去要将这几封信装裱起来,挂在那张照片的旁边。也许可以让九泉之下的太母安心一些,也是美事。过不多久,我便将此事忘记。
数年后,我翻阅一本名为《西南老照片》的丛书中时再次发现路翎的身影。
一张照片里出现了他,他站在一对外国夫妇的身旁,腼腆的笑。图注上写着:“传教士阿伦·库克夫妇与信徒,1933年,摄于怒江州”。
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穿了一件皱巴巴满是泥点子的浅色长衫。剃了极短的寸头,五官清晰,看上去比结婚照上更年轻,我一眼认出他来。
除了图注上的一句话,书里没有关于路翎更具体的信息。我只能从照片得知他去过怒江,并且拍摄了这幅照片。这是第二次不期而遇,我当时眼前一亮,过后仍然抛在脑后——他仍是个与己无关的人,不值得过度留心。
之后不久,我参与翻译史大伟所著《传教士在中国》。一共三个译者,每个人翻译三分之一。拿到书稿之后发现,我译的其中一个章节写的就是阿伦·库克及其妻子。里面引用大量库克夫妇的日记,以还原库克夫妇在怒江的生活。有几段引起我的注意,内容记述的是他和助手约翰的事。
这位助手是他们在昆明时结识的,是位年轻的茶叶商人。曾在教会学校上学,会说英文。他见到库克夫妇之后,问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读了多本传教的小册子,库克夫妇一一为他解答,他在库克夫妇的帮助下受洗,成为一名教徒。
相熟之后,他们同行去了大理与临沧拜访友人。之后这位茶叶商人独自返回昆明,库克夫妇步行到怒江大峡谷的里底吾村,在那里扎根下来,向傈僳族人宣教。那位茶叶商人一直与他们保持着通信,常常写信过来问候,寄来一些生活必需品。
第二年,这位年轻的茶叶商人出清了自己所有的货物,将资财寄回家中,听从心中唯一的神的召唤,只身来到库克夫妇的身边,成为库克夫妇的助手。他很快精通了傈僳语,担任了里底吾小学的教师,很讨孩子们的喜欢。库克说,比起做商人,他做教师更加有天分。
库克夫妇翻译《旧约》时,他出了不少力,大量誊抄工作由这位助手完成。民国二十八年,他取得牧师资格,离开阿伦·库克,去往山更深处赤吾人聚居的赤吾江附近。在盐寨定居,临走时,他对库克说:“要去过神指定他过的生活”。而后,库克的日记里面再也没有提及这位助手,他们失去了联系。
这位助手的汉名LuLing,库克称呼他为“John”,与那位在约旦河给众人施洗的圣徒同名。
在库克的记述中,约翰是个聪明、乐观、热心肠的男人。但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很少提及,他总是对重庆的妻儿感到愧疚,但他从来不肯回去看看她们。
约翰就是路翎,我立刻知道。我再一次与他相逢于故纸中,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他的名字与事迹有幸被少量文字记录,这些只言片语遵从神秘的指引,流汇向我,使我一个无关之人得以隔了数十年隔雾看花地观望了他的前半生。
在不断观望中,路翎变成我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一定有所目的,除了命中注定,找不到别的解释……他的后半生呢,他在盐寨的生活怎么样,做了什么,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我滋生出好奇,那时候我就想,应当去一趟怒江和赤吾江,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儿的痕迹,还原出零星半点他的后半生。
里底吾村我已经去过,库克夫妇的一切踪迹都被天灾人祸抹去。只留下傈僳族人只言片语的传说,更别提路翎,那里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索,没有人记得他。我从里底吾来到灯笼镇,心里其实也并不抱有期望。
听上来像是凭吊,又不是,像是追寻,也说不上,但我就是来了,来找一个独自离开的人。
我叹口气,对老笃说:“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来到这里,你不要这样盯着我看,你肯定觉得我傻。
”
老笃说:“小囡,我不觉得你傻。我是想,等我死了,会不会也有人像你这样跑过来找我,看看我到底怎样活过?”他立刻自己回答,似乎怕听到否定的答案,半笑着说:“不会,一定没有人再记得我。
不过那一点也不重要,人死就死了,哪管了那么多哦。”
“对,那一点也不重要。”我附和。
他按下大喇叭的播放键,邓丽君甜的发腻的声音响起来。她唱“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老马的步子又轻快起来,马铃儿叮当,我也跟着醺醺然,寂寂然的山路,正需要这样的慰藉。
没想到去盐寨的路那么远而苦,从灯笼镇出发,需要走四天半。现在尚且如此,以前更不必说。路翎身处的时代,丛林一定更加茂密,道路更加泥泞崎岖。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还可以借住在老乡家,第三天只能住在巡山人漏雨的破屋。山里有不少这样的空屋,行山路的人可以借宿。里面有空床与灶台,一般人找不着,只有像老笃这样的老油条才摸得到。
老笃认得路上每个弯弯拐,叫得出路上大部分植物的名字;他都不用看云彩,只要闭着眼,感受一下空气的湿度,就知道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天气;老笃还会吹鹰哨,嘴巴一撅,一个尖锐短促的哨音飞上了天。很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会滑出一只鹰。他抬起头,嘴里咻啦咻啦地吹高高低低的哨。鹰和着他的调子叫,久久盘旋之后离去,仿佛专程来与他打个招呼。
我虽然惊叹,却也不觉得意外。老笃花费了半生的时间来和这片山林对话,彻底地融合,甚至于感染上它的凝重的沉默。他说他的脚上生了根,我以为是个比喻,原来是真的,他不可能再离开这里。
行百里路半九十,前面的路都不算路,非得溜索过了赤吾江,才算是近了盐寨。老笃手一指,说:“你往那看。”盐寨立于山腰,盘山一条石头路可以到达。望眼去都是木头瓦房,寨子很大,却灰旧如刚出土的古董。
村子无人,石板路显出旧日富裕的蛛丝马迹。几个衣着深蓝、盘头的赤吾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绣花。她们一看见老笃就笑,老笃让马儿给她们表演点头和摇头的绝技。她们笑得更开心,放下针线,走到我们身边。
老乡们等不及老笃一家家送,围聚在他身边,满怀期待地看他从邮包里翻出包裹。有的人自然开心,没有的人也不失落。热闹看完,又各自散去——这番场景我有十几年没见到了。
我听不懂赤吾人的话,一直站在老笃的身边。老笃帮我打探消息,老乡们叽里呱啦地插嘴,时不时哄堂大笑。他们一直盯着我看,这里可能很久没来过外人。
过后老笃对我说:“那个太婆说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她说那是她阿爹。”
一个干瘦的太婆站在五米开外,对着我点头。稀疏的头发服服帖帖地篦紧了,很是整洁精神。实际上赤吾人都很整洁精神,村寨虽然旧,却是一尘不染。
太婆的年纪至少八十了,皮肤塌落下来,一颗牙齿也没有。猛一眼看去,还能看出她年轻时候的轮廓,真的有些像路翎。出乎我的意料,路翎来到盐寨之后,居然又娶妻生子了。
太婆请我们去她家坐坐。
屋子仍然旧,但是被收拾得齐整。农具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因无人使用生了锈。
太婆一人独居,她端来两张小板凳放在门口,请我们坐。又筛了两碗热酒糟递过来,很热络地招呼。她耳朵不行,口齿也不清楚。老笃和太婆聊天,只能贴着她的耳朵喊,对话进行得极艰难。
我的眼睛忍不住往屋子里扫视,期望找到有关的事物。没有,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老笃问我:“你有路翎的照片吗?她想看看。”我说:“有。
”
我将从书上剪下来的库克夫妇与路翎的合影交到太婆的手上。太婆看着那照片,忽然咿咿呀呀叫起来,指着路翎的脸,说了好一通话,又把那张照片捂在胸口,眼眶红了。
“她在说什么?”我问老笃。
“她说那就是她阿爹。
她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见到。她脑子不清楚,很多东西忘记了,如果不是这张照片,她记不得阿爹的模样。她问你,这张照片能给她吗?”
“啊!当然可以。”
老笃帮我转达,太婆咿咿呀呀地道谢,不住地用手指摩照片。
“你帮我问问她,他父亲是个怎样的人,来这里做了什么?”我对老笃说。
太婆给了我最后一块拼图,我得以补全路翎的人生:他在1939年来到盐寨,似乎完全忘记了宣教。而是脱掉长衫,穿上赤吾人的粗衣,像个普通的赤吾人一样务农,换取口粮。次年,他娶了一位赤吾姑娘,生了孩子,学会了赤吾语,成了个赤吾汉子。然而不过几年之后,路翎上山砍竹,不小心跌下山崖摔成重伤,被人找到时已经奄奄一息。抬回家里,重伤不治,没有熬过当晚。
“他还修了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阿爹经常一个人待在里面。”阿婆说。
小石头房子偏安在寨子的东南角,外墙已经爬满蔓草,看不出来本来的模样,这里很久没有人来过。
老笃替我斫去爬藤,露出石头本来的红灰色和一个低矮狭窄的门。我要钻进去,老笃拦住我,说:“小心有蛇。”他先钻了进去。几秒钟之后,他出来,说:“太小咯,像个土地庙,只能一个人,连转身都难,没有蛇,小囡你进来看。”
我低着头进去,石房里横着一条石凳。一切都靠双手凿出,因而凹凸不平,我甚至能想象出建造者大汗淋漓的模样。地面钻出细草,墙壁长满苔藓,空气霉旧。一抬头,暮光从石头错落的缝隙中透进来,构成一个光之十字架,将石屋照亮。
这是一座教堂,只能容纳一个人的教堂。我用手摸着墙壁上凿子的粗糙的痕迹,在那张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很多年以前路翎就这么坐着,我走到了他设定好的终点。
夜间,我们住在太婆家中。太婆铺了松松软软的被子,烧了热水给我们洗脚。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老笃躺在另一张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脑袋。太婆还没有睡,她坐在门口轻声歌唱,歌声里夹着沙子和黏土,听来苍凉又幽远。
“她在唱什么?”我问。
“她在唱赤吾人怀念亲人的歌。”老笃把歌词翻译给我。
你去哪儿了?不见你好久了——
你可真狠心啊,一点消息也不带回——
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终究会见面——
你不过来,我就过去——
返回的路上,我突然福至心灵,瞥向丛林。见丛林中一抹莹莹的绿,一条全身碧绿的巨蛇立起它的头颅,如明灯般的两只白色眼睛看向我。我和它对视,身体被定住,想喊老笃,却怎么喊不出声。过了几秒,也可能是几分钟,又或许是几个小时,它轻柔地掉转身体,往后一退,游向不可知的暗处。我想我必定已经得到某种首肯和接受,手脚又能自如活动。
老笃和马儿已经走出老远,我循着声音追上去,没有提看见大蛇的事。回到城市后,我通过邮政给老笃寄了一个迷你音响。比他之前那个小得多,音质好,声量大,里面存了许多甜歌。老笃打电话来致谢,说:“听来听去还是邓丽君好。
”
我约见了我的前男友,好几年没见,他已经结婚,马上做父亲。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抽时间与我见了面。
我将旅途见闻全都告诉他,他听完不响。
过了片刻,说:“那张照片是我爷爷挂的,他怕我们忘记太爷的相貌。太爷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他也不知道太爷的模样。爷爷成年后,曾经去云南找过几次,没有找到太爷。家里人早死心了,只有我爷爷坚信他会回来,逐渐成为一个执念。他把这个执念描述得很具体,他说,太爷回来时仍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脸晒得黑黑的,身上淋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