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文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87页（1816字）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科学技术植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然而，对社会和文化因素与科学的实际内容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仍然不甚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STS学者试图运用强有力的方法——民族志——来描述这些联系。他们把科学当作科学共同体的活动而不是抽象逻辑来加以考察。

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海伦·沃森—韦拉恩和大卫·特恩布尔展示了一种知识人类学。他们考察的案例十分广泛：从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到过去的美国文化，再到现存的土着部落。直到不久前，这些体系以及其他本土的知识生产体系一直被看成是原始的、价值负载的和地方性的——至少是非科学的东西而受到鄙视。沃森—韦拉恩和特恩布尔发现，本土知识体系具有西方科学的许多特征；他们主张，所有的知识体系，不管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处理。

这些民族志研究及其相应的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沃森—韦拉恩和特恩布尔也对STS共同体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要表明，我们所接受的科学技术可以有其他的形态。但是我们的研究进路的最大弱点是，未能把握科学技术的政治本性和未能走向变革。

卡林·诺尔—塞蒂纳对“实验室研究”的考察以及加里·唐尼和胡安·卢塞纳对“工程研究”的考察也采用了人类学方法。然而，这两章阐述的不是鲜为人知的本土知识文化，而是主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日常实践。这两章的研究成果是，他们赋予了惯常的技术实践以某种新奇性——人类学观察所得出的新奇性。把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概念化为受地方性规则和地方性知识限制的现象，诺尔—塞蒂纳以及唐尼和卢塞纳对这些研究作了概括。这些学者背离了STS以前的研究，因为他们不仅讨论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的制度环境，而且考察了这些活动的技术内容。与任何活动场所一样，实验室包含［至少是部分包含］并界定了［至少是部分限定］科学和技术文化。所谓的科学事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被设计、建构、打包和传播的。

在诺尔一塞蒂纳看来，实验室远远超过了研究场所的范畴，它是一个理论概念。因为所有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都可以在认知和行为的意义上被概念化为实验室。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活动范围和应用范围远远超越了对特定地点的研究。唐尼和卢塞纳断定，工程研究的价值不仅要阐明科学与社会的边界，而且要阐明劳动与资本的边界。工程研究还应该澄清“应用研究”这个在理论上存有疑义的概念。

地方性实践包含着多重声音。但是，无论是在科学技术史中，还是在我们这些STS学者自身的历史中，并非所有的声音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倾听。在朱蒂·维基克曼看来，这种歧视不仅在于制度性的歧视，而且在于技术本身的性别化本性。对维基克曼来说，技术不可能被还原成一组中立的人工制品——它只是碰巧被男性所控制，从而对女性造成伤害。相反，与这一部分的所有作者一样，她坚持把技术看成是社会关系。

从这一视角看，女权主义对生育技术的分析必须要承认而且要超越这样的技术观：技术是家长制的共谋。相反，维基克曼把技术看做是一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依赖于许多因素——比如，职业实践和资本主义事业，它们与性别一起构成了一个母体。

玛丽·弗兰克·福克斯指出，前一本STS《手册》没有包含有关性别的章节，它后面的索引也没有列出有关性别与科学的任何条目。但是，这本《手册》中以性别为主题有三章，其他许多章节也对性别作了简要的论述。

福克斯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得出了两个结论。性别对科学共同体内的位置、地位和回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单单用个体特征——从能力到家庭地位——无法解释这些歧视模式。福克斯认为，这些东西要归因于与科学的组织特征和工作场所的社会特征相关的复杂因素。

民族志方法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和多重声音。因此，它特别适于研究科学技术这种以往被认定为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些章节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知识生产的多文化本性和性别化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