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24页（1709字）

在过去的20年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颠覆了科学是人类活动独一无二的或独特的分支这样一种传统思想。正如本书以及其他着作［科岑斯和吉瑞恩，1990；诺尔－塞蒂纳和马尔凯，1983］所论述的，SSK已经抓住了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以社会为条件的、偶然的本性。SSK把实验室描述成人类议程和技术追求的综合体。它质疑了科学规范的惟一性［米特罗夫，1974b；施毛斯，1983］、这些规范的制度化程度［马尔凯，1975］、它们激励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有效性［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以及这些规范准确地指导行动的能力［马尔凯，1980］。SSK对逻辑和经验主义指导科学事实生产的排他性提出了质疑［比如H．科林斯，1981b］，并讨论了其他影响因素，比如职业利益［皮克林，1984］和性别［凯勒，1985］。这种新传统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它多方面地揭示了科学既不外在于那些影响其他人类活动的力量，也不对这些力量具有免疫力。

迄今为止，对科学与政体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接纳这种视角，特别是政治科学。有关科学与政府的学术研究展现了某种最具持久力的理解，即科学例外论。这些研究典型地把“科学政策”置于一个独特的范畴当中，这种范畴是从科学自身的特殊品质中分析出来的。比如，萨洛蒙［1973，第xxi页］主张，“在科学与权力的关系方面，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类型上的差别”，所以他认为文化、社会安排、制度设计以及历史传统都无法改变科学与权力的关系。同样，布鲁克斯［1987］最近确认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只存在一种科学，一组评价证据的标准。”［第4页］对科学政策的分析明显依赖于科学享有一个特殊地位这一传统的观点。有关科学政策的糟糕分析［阿弗奇，1985］也许是科学政策研究失败的征候。默顿的“科学的规范性结构”［1973a，最初出版于1942年］以及波兰尼的“科学共和国”［1962］仍然牢牢地左右着当代对科学与政府的本性的理解。

同样，SSK直接避开了政策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STS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例如，当拉图尔和沃尔伽所描述的人类学家受到强烈的诱惑，试图对“当事人”提供的科学和科学事实进行解释的时候，促使他痛苦地面对自己的痛处的正是一个政策问题：“然而，在他的思想背后依然存在一个啰唆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如下事实呢，即25个人完成40篇论文大约需要150万美元?”拉图尔和沃尔伽及其所开创的实验室民族志忽视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人类学家的疑问直接涉及科学－政府关系的本质，因为它不仅提出了科学政策如何合法化的规范性问题，而且提出了科学政策如何制定的分析性问题。

在本章，我们将考察有关科学例外论的四个特殊的主张，在美国及其他地方，这些主张支撑着众多有关科学政策和科学－政府关系的论着。我们认为，这些主张是不充分的，SSK提出的更为恰当的视角可以提供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政府观与科学观。我们相信我们的论证适用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不管这些体制如何独特。在本章，由于所能提供的材料范围有限，我们将只以美国的事例为基础来支持我们的论证，但是我们对这一事例的组织方式有助于进行国际比较。

研究科学－政府关系的实质要求我们详细描述政治情节。我们挑选了美国的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的焦点是政府的制度特征，而这种特征能够把美国的决策过程与其他大多数民主政体区分开来：这就是分权。我们发现，科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是吻合的。我们的关注点是美国国会，一个独立的立法机关。我们考察了科学的支持者在国会中明确表达例外论主张的两个事例。在这两个事例中，有关科学的主张与政治产出之间只存在有限的相关性。我们的结论是，SSK的核心信条在科学政治学中得到了证实，更明确地承认这些信条将为进一步展开科学政策研究铺平道路。我们建议，SSK应该扩大它的范围，直接把政治制度在塑造科学本质中所起的作用包含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