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自创刑法之廷杖(稍及荷校)

作者：史遇春

中国历史上，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制度多有沿革。猜想，外国历史大约也是如此吧。

这种制度的沿革，其中，就包括刑法。

这里刑法，不是现代语境下的“刑法”内涵，而是古代背景下刑制与法律的总称，其外延远大于现在语汇中的“刑法”一词。

明代的刑法，自然也多是对前代的沿袭。

不过，明代的刑法中，也有其自创。

须知，自创（或者所谓的创新），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自创，如果是进步的，那应该是被赞许褒扬的；自创，如果是倒退的，那一定必须进行口诛笔伐。

明代在刑法方面的自创，就有多可诟病的地方，有些甚至臭名昭著，开了十分恶劣的先例，真是贻害无穷啊！

为什么要讲明代刑法自创的恶劣，是因为，这种被权力恶魔蛊惑下的鬼域行为，其魑魅魍魉的身影，从开启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中国社会中盘桓不散、以至谬种流传到后世，为害甚烈、作恶极剧。

《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指出，明代自创的恶劣刑法有如下者：

一、廷杖。（另有荷校）（须知，《明史》之所以认为廷杖、荷校是明代的自创，主要是因为其施行的对象，是当朝的官员。）

二、东厂。

三、西厂。

四、锦衣卫。

五、镇抚司狱。

以上这些明朝自创的刑法，在执行过程中，常常以残酷卑劣的手段置人于死地。而且，这些刑法不依托正式的法条律令、不受既定制度的限制。

这些明朝自创的刑法，在创立之后，权力的掌控者运用地得心应手，所以，后来者踵其成迹而沿袭使用。

这些明朝自创的刑法，运用至后期，其无法无天、残忍毒恶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些明朝自创的刑法，一经施行，朝野官员、士人、民众的性命，全都掌握在一些粗野武夫、宦官刁竖之手，这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啊！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时任工部尚书的王肃，因犯法获罪，当受笞刑。

笞刑，始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五刑”之一，是以竹板、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轻刑，是针对轻微犯罪而设，或者是作为减刑后的刑罚。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棰律》，规定了笞刑的刑具规格（竹板和长度厚度），受刑部位，同时规定，在施刑时，中途不得换人，这是古代刑制改革的要点之一。

朱元璋为王肃受刑一事，特别发话：

“六卿贵重，不应当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受辱！”

便命令王肃用薪俸来赎罪。

因为有此成例，故而，后来群臣有较小的罪责时，都许可用薪俸来赎罪。

当然，这种以薪俸赎罪的模式，在朱元璋掌权时期，并非一例通行，当然，也有破例者，比如：

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就是被鞭刑处死的。

朱亮祖（？～公元1380年），六安（今安徽六安）人，明朝开国将领；原是元朝义兵元帅，屡败朱元璋，后被俘归降，参与了明军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夏政权的战役，并作为明军主力平定两广；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封为永嘉侯，出镇北平；镇守广东期间，与当地豪强勾结，使朱元璋冤杀番禺县令道同，最终被察觉；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被召回京师，与长子朱暹一同被鞭刑处死；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还被追论为胡惟庸逆党，废除爵位。

工部尚书薛祥毙命于廷杖之下。

薛祥，字彦祥，无为（今属安徽芜湖）人，跟随俞通海归附朱元璋；渡江时，担任水寨管军镇抚；多次从征有功。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被诛杀后，薛祥再次被明廷召为工部尚书。次年，薛祥因犯罪被朱元璋杖打致死，天下人为之哀痛。薛祥有子四人，被贬至琼州（后即为琼山人）。（《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列传第二十六《薛祥传》可参看。）

明朝廷杖的刑法，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人，被以沉湎酒色、久不朝参的罪名加以处罚。处罚的方式，就是以肩荷枷、对众示罪，即所谓的荷校。

自此以后，言官有荷校者多案。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时期，宦官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等人，皆受过荷校之辱。

据《明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五《刘中敷传》载：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冬，户部尚书刘中敷、左侍郎吴玺、右侍郎陈瑺上书言事，请将供皇帝御用的牛马放在民间分牧。此事被言官弹劾，说是刘中敷等人变乱成法，他们全被下狱论斩。最后，皇帝裁夺，下诏处置：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在长安门外荷校，对众示罪十六天，才被释放。

另据《明史》卷一百六十三·列传第五十一《李时勉传》载：

当初，李时勉上请改建国子监，明英宗（朱祁镇）命宦官王振前去视察。王振到达国子监之后，李时勉并未大张旗鼓地加礼逢迎，王振因而怀恨于心。于是，王振寻找借口，因李时勉有修剪国子监彝伦堂树木旁枝一事，遂加罪，言其擅自砍伐国家树木，拿回自家使用。随后，王振拿着圣旨，将李时勉、国子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处罚，在国子监前荷校。当时，正直盛暑天气，李时勉身扛枷锁，三天未被开解。国子监生员李贵等千余人联名向朝廷上疏，请求宽贷李时勉。生员石大用还单独上疏，请求替代李时勉受刑。国子监生员团团环聚在朝门之外，呼喊释放李时勉的声音响彻殿堂。王振知道诸生为李时勉愤愤不平，害怕激成事变，态度有所转变。随后，经国子助教李继向皇太后之父孙忠请托，孙忠又请皇太后转告皇帝，李时勉等人才得以开释。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宦官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奉等人，朝廷下诏，给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隐瞒，每人廷杖二十。

马文升被弹劾一事，可参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马文升传》：

（成化）十四年春，陈钺因滥杀、冒功引发激变，宦官汪直想亲自去平定。明宪宗命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到内阁会同兵部商议。怀恩欲派大臣前去安抚，以阻止汪直。怀恩一经提议，马文升立刻答道“好。”怀恩马上回去复命，明宪宗即命马文升前往。汪直很不高兴，要求其家臣王英一同前去，被马文升谢绝。马文升平息事件后，汪直想夺取功劳，于是，在向明宪宗请求后，遂带领王英驰至开原，再次下令招抚。马文升就把功劳归于汪直，但汪直内心有愧。过程中，马文升又与汪直行对等之礼，视其左右为奴仆，汪直更加不高兴。此后，陈钺更加巴结汪直，很得其欢心，日夜诬陷马文升，意欲打击中伤，但一直找不到机会。次年春，因辽东屡次失事，明宪宗派汪直同定西侯蒋琬、尚书林聪等，前去巡视。时逢余子俊弹劾陈钺，陈钺怀疑这是马文升的意图，更加排挤马文升。汪直上奏告发马文升行事乖僻，禁止边人买卖农具，致使边人叛乱。明宪宗就将马文升逮捕入狱，后谪戍重庆卫。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因为谏止皇帝南巡，舒芬、皇巩等一百四十六人被处以廷杖之刑。此次廷杖，被活活打死者十一人。

关于此事，《明史》卷一十六·本纪第十六《武宗纪》有详载：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丙申，初一，明武宗在太原。甲辰，改定经占卜选定的郊祭日期。壬子，启程返还宣府。

二月壬申，到达宣府。丁丑，明武宗为自己加号为“太师”，并谕告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将巡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其具仪以闻。”

三月癸丑，因为谏止巡幸，兵部郎中皇巩等六人被下入锦衣卫大狱；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被罚跪在午门外五天。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戕以谏，被卫士夺取白刃，自戕未死，后被鞫治，廷杖而死。乙卯，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等三十三人被下入锦衣卫大狱。戊午，廷杖舒芬等一百零七人于阙下。

夏四月，戊寅，廷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被活活打死者十一人。

明武宗无嗣，死后，由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

明世宗即位后，欲追封其亲生父母的尊号，但首辅杨廷和等旧臣要求他改换父母，从而引发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

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群臣争大礼，廷仗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被活活打死者十六人。

明世宗中年以后，严刑峻法，即便是大臣，也难免被刑罚鞭笞受辱。

宣大总督翟鹏、苏州巡抚朱方因为提前撤防，被逮押廷杖；

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因为敌寇进入大同，被逮押廷杖；

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为议定丁汝夔案件缓慢，被逮押廷杖；

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为子弟冒功，被逮押廷杖。

其中，朱方、陈燿直接被打死在杖下；而彭黯、屠侨、沈良才等被廷杖毕，还让他们继续处理事务。

因为正旦朝贺，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惹怒皇帝，全都朝服廷杖，天下为之惊惧。

据《明会要 》卷三十七《职官九·六科》载：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春，正月壬寅，初一，因贺表中失抬“万寿”字样，下诏锦衣卫逮押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各廷杖四十。

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廷杖打死的朝士，是前代的好多倍啊。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五年（公元 1577年），因为争论张居正夺情（夺情是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一事，廷杖吴中行等五人。

据《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十七《吴中行传》载：

大学士张居正还是吴中行的座主。万历五年（公元 1577年），张居正父丧，夺情，继续视事。当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议上疏，请求张居正留朝，不必奔丧。倡议一出，举朝趋炎附势、巴结逢迎以附和。只有吴中行以为不可，心中愤愤不平，正赶上彗星出现在西南，朝廷下诏，要求百官修省。于是，吴中行第一个上疏，说是：

张居正父子暌违异地，音容不接，已有十九年之久。忽然之间，老人家逝世于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张居正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却要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在庙堂之上出谋划策、掌理政务，难道这符合人情吗？况且，张居正每每自言其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如今夺情视事，有违圣贤之训。再者，根据当朝律令，即便是编氓小吏，尚且有匿丧之禁；只有武人可以墨衰从事，但这不并适用于辅弼之臣。

吴中行上疏之后，按照惯例，他还以副封告知张居正。

次日，赵用贤上疏，谏止张居正夺情一事。

再次日，艾穆、沈思孝上疏，谏止张居正夺情一事。

为此，张居正非常愤怒，他与宦官冯保谋议，准备对上疏谏止夺情者施以廷杖之刑。

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均具疏相救。这些上疏均被阻隔，并未呈进。

学士王锡爵还会同词臣数十人，向张居正求解，张居正并未接受。

于是，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被廷杖。

次日，进士邹元标上疏，为吴中行等力争，也被廷杖。

于是，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五人的正直名声震动天下。吴中行与赵用贤被并称为“吴、赵”。

南京御史朱鸿谟上疏请救五人，也被斥责。

吴中行等人受廷杖之刑毕，被校尉用布拽出长安门，再用板扉抬走，即日驱赶出都城。

吴中行当时已经没有了气息，中书舍人秦柱带了医生赶来，向他投药一匕，他才苏醒过来。吴中行重伤之中，乘车南归。治疗伤痛过程中，曾刮去腐烂的肉数十脔，大的有手掌一般尺寸，深度有一寸见方，一条腿上的肉都被打烂刮光了。

后来，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也被廷杖，严重的，甚至杖一百。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卢洪春传》载：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十月，因为皇帝久不上朝，卢洪春上疏。嘉靖帝见疏后，震怒，下令拟旨定罪。阁臣拟定，罢黜卢洪春官职，仍想救他。嘉庆帝不同意，要求廷杖卢洪春六十，罢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旨，被切责。诸御史后继申救，被不同程度地夺俸。事后，卢洪春废弃于家，很久之后逝世。明光宗（朱常洛）嗣位，赠卢洪春太仆少卿。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列传第一百二十一《孟养浩传》载：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正月，李献可偕六科诸臣上疏，请行豫教（嫡长子正式接受师傅教育，盖为请立储君之意）之典，皇帝大怒，指摘其上疏中误书弘治年号，责备其违旨侮君，要求李献可贬一秩调外，余人夺俸半岁。因为此事，廷臣不断上疏解救，皇帝越来越愤怒。等到孟养浩上疏后，皇帝说是，册立之事，已谕于明年举行，孟养浩疑君惑众，殊可痛恶。命令锦衣卫廷杖一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后来，中外交荐，请复用孟养浩，均无下文。直到明光宗即位后，孟养浩才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半年之中，升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他还没有就任，就去世了。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三《王德完传》载：

当时，嘉靖帝宠幸郑贵妃，疏元皇后及皇长子（生母王恭妃）。王德完上疏，论及中宫之事。皇帝震怒，立即下诏，逮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接连上疏论救，忤旨，被切责，御史等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王德完开解，嘉庆帝也不开释。很快，就下令，廷杖王德完一百，除名。明光宗立，召王德完为太常少卿，很快，又擢升为左佥都御史。

再后来，明神宗更加厌烦言事者，群臣上疏多留中不出，廷杖也就不怎么用了。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时期，太监王体乾奉赦进行大审，重笞外戚李承恩，主要是为了取悦欲宦官魏忠贤。

万燝、吴裕中毙命于刑杖之下。当时，台省极力争辩，以为不可廷杖，但是，都没有结果。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列传第一百三十三《万燝传》载：

万燝上疏弹劾魏忠贤，奏疏呈进后，魏忠贤大怒，矫旨廷杖万燝一百，贬斥为民。执政言官上疏论救，皆不听。当时，魏忠贤痛恨廷臣交章劾己，无所发忿，欲借万燝立威。于是，先命群阉至万燝府邸，摔打群殴，等到万燝被拖至阙下时，他已经气息奄奄了。廷杖毕，气绝而复苏。群阉更是对其肆意蹴踏，四天之后，万燝就死去了，时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七日。

《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魏忠贤传》载：

熊廷弼被杀后，其姻亲御史吴裕中被廷杖至死。

后来，阁臣叶向高发话：

“数十年都不再施行的弊政（指廷杖），十天之内，竟然使用了三次，万万不能再施行了！”

于是，魏忠贤才停止廷杖。

但是，那些魏忠贤想杀害的人，都被下入镇抚司。进入镇抚司之后，士大夫更没有能活着出来的了。

以上所述，廷杖皆发生在京师。

南京也有廷杖的记录：

南京廷杖，始于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

南京御史李珊等人以年岁灾异，请求朝廷赈济，皇帝指摘其上疏中的错字，命令锦衣卫在南京午门之前，将李珊等人各廷杖二十，并命令南京守备的太监监督行刑。

明武宗正德年间，南京御史李熙弹劾贪官，触怒宦官刘瑾。刘瑾矫旨，廷杖李熙三十。

当时，南京禁卫很久已经不施行刑罚了，为了廷杖，还选取士卒，练习了几天，才进行廷杖。受罚者，差点就被当场打死。

以上案例中，有人明知廷杖（刑法）之毒威，仍旧不顾性命而直言，或许，有人会讥嘲其迂腐，但是，也应深思其风骨！

（本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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