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茫茫不渡人

《宫崎市定人物论》第四编“资本家与地方官”中有关蓝鼎元一节的写法与其他篇章不同。这一篇的写法借鉴了以故事说历史的技法。而针对选择蓝鼎元作为样本分析的副标题是：循吏代表人。与循吏势同水火的是酷吏。

蓝鼎元外放之地为潮阳，即今日的汕头。在广府人的眼中归属于潮州府。在明清的地方治理中，潮州乃是难管之地。一般的说辞是地贫而少，民风彪悍。清雍正五年，蓝鼎元就任潮阳县令。在唐晓峰先生的历史地理学中我才得知，往昔地方人口众多的地方官称为县令，管辖人口较少的地方官称之为县长。而在《宫崎市定人物论》中有关蓝鼎元一节的故事，即从雍正亲自选人，并召蓝鼎元入内廷对开始的。不过在宫崎市定讲述的故事中，不要忽略吏部尚书老练的应对。即便精明如雍正，任人用事也在廷臣的掌握之中。而宫崎市定在讲述蓝鼎元的故事，大内廷臣的一举一动岂能轻易放过呢？

对于吏治而言，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的问题之一。即便在我们想象的历史中，皇帝有同神灵一般洞见一切，但可惜的是，在围绕着皇帝的廷臣眼中，皇帝如同木偶一般，虽说上意不可揣测，但哪一个近侍廷臣不是以揣测上意为看家本事呢！在雍正与蓝鼎元之间的廷对应对之中，循吏与酷吏之间的治理选择显然成为雍正最终判断的依据。但说到底，雍正对于自己的选择也未必把握十足。

我很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中，一直存在有关“循吏”与“酷吏”的对比记录。而“循”与“酷”的分野更多依赖“吏”的个人风格，而与其他关系不大。而对于地方而言，遇到“循吏”还是“酷吏”来做地方官，是一件与概率相关的事情。由此来看，地方治理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由帝国的中心外放的地方官也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比“循吏”与“酷吏”的记录，后者的历史记录显然要多很多。但这并不妨碍“酷吏”们的前赴后继。

再者，在中国历史记录中，若要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命运，不仅仅是个人十数年的努力，更有甚者需要家族几辈人的努力。正是这些历经人间疾苦的人当中，反而最有可能成为最不知人间疾苦的“酷吏”。这一过程，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从诵读仁义礼智信到杀人不眨眼的人生经历中，这些“吏”是如何实现这之间的巨变的呢?马迁是第一个意识到酷吏的存在不仅仅是治理的问题，但是马迁只能记录酷吏，而不能对此说更多的话。在刘鄂的《老残游记》中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酷吏是如何施政的，并且看到酷吏在地方施政过程中，对上与对下是何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中国历史记录的不仅仅是一部帝王史，也同时是一部更为庞大的文官治理的记录。在史学家的眼中，文官这一群体正式的定义是官僚集团。我们在观看中国历史时，文官官僚集团的存在不是那么凸显，但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这一个庞大而又极其沉默的群体。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也阐述了帝王对于文官官僚集团的无力感。帝王深知帝国的顽疾，但是帝国的治理却要借助于官僚集团的手段才能实现。而帝王与官僚集团之间的角力，像极了高僧大德之间的禅语机锋。若说中国文字的至高境界，乃是二十四史中皇帝与廷臣之间的种种廷对问答。大到煌煌万言，小到嗯啊玩笑。帝王对于帝国的治理是精神上的，而官僚集团对于帝国的治理则深入细枝末节之中。在《万历十五年》中记录的张居正、申时行的种种行状，我们都能嗅到在其人背后更大的一个群体。而这个官僚群体对于帝王而言，更似鸡肋。

在某种程度上，帝王与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不是相杀就是相生。帝王需假手于人，而官僚集团则需要从帝王那里正名。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在紫禁城深宫大内中，一个帝国的治理发源地是如何运作的。而那个隐在重门之内的帝王治理的最远边界是午门外。再远一点的地方，就归属于文官官僚集团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误以为帝王治理的地方就是天下，这样的误以为在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中得到了纠正。对于帝国的核心而言，帝王能直接治理的地方就只有紫禁城这样大的一片。除此之外，都要交由文官集团掌握。在紫禁城与辽阔的帝国之间，矗立着一道坚固的、顽强的、知书达理的“人墙”。平素所见到的红漆宫墙，不过是摆设而已。

在《宫崎市定人物论》蓝鼎元一节中，有关吏部尚书的笔墨不多。可是读者还是会直接感触到，真正懂得这个帝国治理的不是雍正，而是这些廷臣。即便他们口口声声说着“陛下深思熟虑，实非臣等所及”这样的话。也是借由他们，帝王看到了他能看、可看的帝国治理。

在蓝鼎元一节中，宫崎市定有着这样的叙述：

然而无论是雍正帝还是蓝鼎元，二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亦不过是那个庞大而隐形的官僚群体中的两个角色。其中一个扮演着勤勉的天子，而另外一个从今天起有必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知县。凡是天子，固然都有着天下政治尽在己手的错觉，新知县亦会有中承担了任地人民幸福的自信。所幸，无论错觉也好自信也罢，这些情感所激发的人的勇气，都是同样的。

这样的论述文字，在《宫崎市定人物论》中时隐时现，冷不防如利刃般直劈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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