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三脚踢

我挺喜欢这种下过雨的秋天，天空干净，远山如黛，而桔色的阳光让人难以找出词语夸赞。

带着两位小朋友出门，坐在长椅上晒晒太阳，在公园里感受四五岁小孩的欢笑声是极其不错的。

葛屿坐在秋千上，脸庞略微通透，些许缺氧，带着几团粉色，眯着眼睛懒洋洋的，叫葛岐帮她推着。

一不小心，葛屿就被哥哥推下了秋千。

出于应激，我一个箭步打算冲过去，却一阵眩晕，忍不住地呕吐。

葛屿倒还算坚强，跑了过来，给我拍背，说着妈妈辛苦了。

这不是一两次了，自从入夏之后，直至深秋，身体各种小毛病此起彼伏。经常发烧，嗓子疼，逐渐消瘦，去了几家医院也没查出原因来。

倒也没放心上，个人认为，有了双胞胎之后，身体便十分孱弱。我想大约是生小孩出血过多的缘故吧，老话都是这样说的，总会落下病根的。

回到家后，葛屿和葛岐很快就睡着了，家里一时静下来十分不习惯，这偶然得来的空闲我竟然不知道用来干啥好。

看了部电影，接下来是整夜的失眠，就是那种脑袋里一片灰蒙，不知道想什么，可就是睡不着觉。

从秋入冬，吃了不少安眠药，但依旧无甚效果。这整夜整夜的空白时间，我看完了想看的、朋友推荐的、甚至儿时想要重温的电视剧以及电影，太无聊了。

这种合不上双眼的感觉把我带到了更大的医院。

次年二月，我得到了艾滋病的确诊，而且已发病良久。

我没有哭，因为长期失眠，没有眼泪；葛屿葛岐也没有哭，因为在他们眼里，艾滋病就像是感冒发烧，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水便能解决；孩子爸爸双眼通红，也没有哭。

我认为，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十多年来的相识，彼此看着彼此长大，彼此欣赏。所以，传染源一定不会是孩子爸爸。

说出来可能有点好笑，一个没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主妇，得上了被形容为“放荡”的艾滋。

返程的路上，孩子爸爸把孩子暂时寄养在爷爷奶奶家里，只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管。

此时车窗外万家灯火，适逢腊月，满大街艳红，有点堵车。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车上烟味儿很重。

收拾好一些生活用品后，卫生防疫站把我送往传染病院。立即开始着手调查。

通过调查，婚外性行为和吸毒等感染途径被排除。

这些数据我倒不想知道，我只关心的是葛屿葛岐的毛衣还织得不够，不够多，不够温暖，不够陪伴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我也不想吃饭，睡觉更不必说。

眼睛也不太好使了，经常弄错应有的针数，老是织了一大半又再拆掉。身体果然是本钱，就像是毛衣最开始的工序错了，后面只得重来。

我整日醉心于织毛衣，体重降得飞快。而我想，丈夫抽烟的根数加起来，怕是比我掉的体重还要多些。

比起生理上的病痛，我倒是更心疼他的一言不发。

住进传染病院的半个月后，丈夫回忆起，约摸七年前，我曾在县医院做过剖腹产手术，输过血。

卫生防疫站的调查人员立即赶往查看医院保存的病历。工作人员发现我在这家医院做手术时共输血1400ml，提供血液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孙弈，一个叫林峰。

防疫站找到了孙，对他做了检测，他的血没问题。排除了孙，就只剩下林峰。他现在在哪呢？县公安局介入调查，准备寻找林峰的下落。

几个月来一直没有消息。

我已经记不太清七年前的情况了，只记得丈夫说过，血是用钱在医院买的，人是大夫推荐的。

这时，我几乎看不见了，只能凭借双手的习惯去编织。按一年一件来算的话，葛屿的毛衣约摸织到了20岁，葛岐还远远不够，还差六件。

想偷懒的我偷偷把葛屿的两件灰色毛衣放进了葛岐的袋子里，他们一定不会发现的。那这样，我倒省了不少事。

许久不见葛岐葛屿，照片都要被我翻烂了。

明明知道看照片没有用的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望梅止渴其实是自欺欺人，只会更渴。

医生说我只有34公斤了，一上秤，还真是，怪不得睡觉老硌人。

很多事情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比如说，为什么是我？

在病房里，每个人像是待宰的羔羊，等着背后的双手拖走自己，时间久了都懒得问这个问题了。可是不问，我还是想不通，不应该是我啊。

被插上管子后，动也不能动，几乎是不能说话了，再加上失明，其他感官灵敏得有些吓人。

这时就很容易入睡了，一不留神我就开始做梦，梦到两个小脑袋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去上学，梦到葛岐因为打架被叫家长，梦到葛屿出嫁，种种。

梦里的兄妹俩，都穿着我亲手织下的毛衣，其中有两件葛岐很不想要。

而结局，往往都是一条狗追着我不放，它太凶恶了。我连与它对视都不敢，更不用说与之言和的勇气了。

(批注1：2004年8月25日，家住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西岔村的陈女士因艾滋病引起呼吸循环衰竭，病死于内蒙古传染病院。她死时年仅32岁，体重只有32公斤，双目将近失明。

批注2：按照《献血法》的规定也是允许医院在紧急情况下自行采血的。不过医院只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还有酶，还有肝功，乙肝。出事之前卫生行政部门从没要求过医院检测艾滋病这一项。)